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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劫语

春节一过，我就进入人生旅途的第六十个年头了。

似乎应当想一想，并且写点什么。

已经过去的生命，恰好分为三段。毛泽东诗云：“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这联想或许有些非驴非马。

第一截，从重庆诞生，到南京，再进北京，二十一岁高校毕业出京，算是入世前的打算。中间十八年，是在远离北京的中国边远地区的贵州渡过的，其间经验了十年浩劫，是靠着年轻人的友情而支撑过去的。1978年重返北京，生命算是得到了一次爆发，又与北京高校的青年学生、同代友人一起，风风雨雨中一晃二十春秋。我的生命就这样与两个空间？？贵州与北京高校，一个群体？？中国的年轻人，建立了血肉般的联系，而与后者联系的主要纽带则是鲁迅。由此构成了我的生命中的四大“情结”：人生道路的支点，精神的后援，思想（灵感，想象力）的源泉，学术的动身点与归宿……，都在里面了。

似乎就这几句话，可以把这“六十年”交代过去了。

中国传统有“六十一甲子”之说，也是把“六十”看作人生的一大段落。而在我的感受中，则是一大劫难，一个大坎儿。经过这一大劫，人应有所悟。

我悟到了什么呢？

去年，也就是“六十年”之末，我写了几篇文章，谈鲁迅的思想有一个原点，一个中心，即是他的“立人”思想。这当然不是我的发觉，得后兄早在1981年就提出了这一命题。但对于我，此番重提，却意味着，经过十数年的苦苦探究与体验，鲁迅的“立人”思想已经由外在的理性相识内化为自己的生命追求，因此这是一次自我的安家立命。把“个体精神自由”确定为彼岸性的终极追求，这也就确立了在中国现实变革运动中思想文化上的彻底的批判立场：坚持对一切形态的奴役体制、奴役现象的揭示与批判，坚持对一切人（特殊是学问分子）各种形态的奴性的揭示与批判，坚持对自我已经（或可能）出现的奴性与压抑他者的倾向的揭示与批判。我不想否认这一选择所具有的启蒙主义、志向主义色调，但它同时包含了对启蒙主义与志向主义可能导致的专制主义的警惕与批判。另一方面，则是对自我这一选择的个人性与有限性、局限性的一种醒悟与自觉：“个体精神自由”是我自己所能体认的终极追求，对于他人（包括我的读者、学生）仅是供应当代社会众声喧哗中的一种“声音”。真正的意义在自己：不仅是对青年时代的“歼灭一切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现象”的志向的更高层面的确认与升华，同时奠定了今后岁月生命的新的基础。

因此，有所悟，还要有所解脱：这也是“六十大劫”应有之义。不行否认，原有的“四大情结”多少含有某种赎罪、还债的意味，因而时有不堪重负的感叹。现在算个总账，详细的“债务”也许已经还清，“罪”也一一赎过，真可以松一口气了。原来此时已经能够大体无愧地去见“上帝”，以后的年月是多余的。这新赐予的日子，应当属于自己与老伴了。假如还要接着写作，动力就更来自内心的欲求，更要为自己说话，说自己的心里想说的话了。人是这样的人，说的自然也还是“个体精神自由”这类时代的中心话题，但心态或许会更自由，更少顾忌，更少束缚了吧。至于是否会削减点火气，显示一种“成熟”？？这正是很多师友与学生期盼于我的，则不敢保证，因为我信任本性难移这句话。人最终总是带着某种缺憾，留下供后人非议的某些话柄，离开这个世界的，尽善尽美反而失去了特性；老了老了，有些毛病就不要改了吧。

面对自我生命的这一大段落，想说、要说的话都说了，最终加上一个标题：“六十劫语”。1998年2月15日写于燕北园

（本文是作者为即将出版的同名思想随笔集所写的序言。）

「编者注：此文原载于新语丝电子文库，作者钱理群是北京高校闻名学者、理论家，其著作《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是一部特别好的文学史著，日前该书的修订本再次出版，使我这始终只能在图书馆中借阅的人特别惊喜。——宇慧，1999年2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