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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林语堂亲疏议

?十多年前，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见到几张鲁迅与他人的合影。照片上的林语堂均被洗掉了。如，1927年1月2日，鲁迅辞去厦门高校教职，和林语堂及泱泱社成员的7人拍照；1927年10月4日，即鲁迅从广州到上海后其次天，鲁迅与林语堂等6人的合影；1933年2月17日，在上海宋庆龄旧居，欢迎萧伯纳时，鲁迅与林语堂等人的留影。这种“加工”历史的做法，不管其主观愿望如何，都是科学探讨所不行取的。

诚然，有了鲁迅和林语堂的几次合影，不能说明林语堂和鲁迅是始终紧紧站在一起的，但它可以表明他们两人的确在一起站过。

1923年夏天，林语堂偕夫人从欧洲留学归来。于9月间重返北京，由胡适引荐受聘于北京高校英文系，主讲文学指责和语言学。

当时，北大的教授已经形成两派，一派是周氏兄弟为首，另一派以胡适为代表。

1924年11月，《语丝》创刊，鲁迅和周作人做了语丝派的首领，林语堂成了周氏兄弟的忠实盟友。这个选择一般人意料不到，林语堂自己也感到惊奇，他和胡适有相近的思想和个人情意。但他却站在了鲁迅的旗下。

1924年12月，以胡适为领袖的《现代评论》创刊，这个刊物以“精神的独立”为标榜，也指责过段祺瑞执政府，但在“女师大”学潮和“三·一八”惨案中，以“公正”的“正人君子”面貌出现，与语丝派的看法形成了较强的反差。

《语丝》创刊之初，邀有16位撰稿人，坚持到后来仅剩五六人，其中就有“无所畏惧”的鲁迅，“随意而谈”的周作人，“一团冲突”的林语堂。就林语堂而言，“五卅”惨案之前，他的笔锋主要指向旧文化及其卫道者；其后，语丝派和现代评论派绽开了“惊心动魄”的论战。是时，林语堂比鲁迅还激烈，他在1925年6月24日，指责丁在君“不负责任的高调”时，就与现代评论派交火了，在北京“女师大风潮”中，林语堂和鲁迅一起，站在进步力气一边，支持爱国学生。这招来陈源（西滢）的“闲谈”，说“这次闹得太不像话了。……似乎一个臭茅厕，人人都有扫除义务”，甚至另一位教授竟攻击语丝派的人“形同土匪”。

此时的林语堂，不仅要谈政治，而且亲身参与了“首都革命”的政治斗争。1925年11月28日和29日，他走上街头，拿竹竿和砖石，与学生一起，干脆和军警搏斗，把他投掷垒球的技术也都用上了。这一次搏斗，给林语堂的眉头留下一个伤疤。当他每讲起这一件事时，总是眉开眼笑，感到骄傲。后来，他干脆做起《祝土匪》的文章，以生于草莽，死于草莽的“土匪”自居。他说：“言论界，依中国今日此刻此地情形，非有些土匪傻子来说话不行。”学者只要脸面，“而去真理一万八千里之遥。说不定将来学者反得让我们土匪做。”

1925年12月5日和6日，这在鲁迅和林语堂交往中，是值得记忆的日子。这两天，鲁迅两次主动地给林语堂写了两封信。因为鲁迅参与了语丝社，又领导着莽原社，他向林语堂写信约稿。接着是林语堂的复信和交稿，这就是两人“相得”的起先。

当年语丝派与现代评论派的那场论战，最先是围绕“女师大”学潮绽开的，学生们反对杨荫榆的专断，章士钊的复古，《语丝》同人大都表示支持，于是现代评论派指责语丝派煽动学生闹事。1925年五六月间，鲁迅作《突然想到（七）》和《碰壁之后》，周作人作《女师大的学潮》，杨荫榆变本加厉，进一步迫害学生，引出陈源以“闲谈”为题攻击语丝派。

陈源打上门来，鲁迅首先应战，林语堂跟着出击。陈源写了《粉刷茅厕》，鲁迅指出《并非闲谈》，林语堂斥之《谬论的谬论》。

学生们上街游行示威，鲁迅呼喊助战，林语堂跟着与军警搏斗。现代评论派污他们为“学匪”。林语堂就爽性著文——《祝土匪》，“很情愿揭竿作乱，以土匪自居。”文章末尾还高呼一声“只不要倒戈！”这种“土匪”的气魄和雄风，振动了古老的北京城。

鲁迅比林语堂有着更醒悟的头脑，他一面斥责“中国有枪阶级的凶残，走狗帮凶们的卑怯”，一面告诫青年，不要一上战场就自以为有特别的神力，稍有胜利又将幻想飞得很高，一旦坠落在地，伤势就特别沉重。

这时候，杨荫榆被逐。1926年元旦刚过，陈源匆忙地在《现代评论》上声明，从今年起，“恒久不管人家的闲事”了。然而，闲谈家是闲不住的，陈源一面宣布撤退，一面又摆出要算总帐的架势，主要矛头仍旧指向鲁迅、周作人和林语堂。

在这之前，章士钊们已经成了“落水狗”，周作人和林语堂思想上也一度出现了反复，但是，落水狗们并无改悔之意。这就激怒了曾经提倡“费厄泼赖”精神的周作人和林语堂。1月23日，林语堂在《京报副刊》上登出自己绘制的《鲁迅先生打叭儿狗图》。漫画上的鲁迅，长袍八字胡，手持竹竿，猛击落水狗的头，那狗在水中挣扎着。

陈源对鲁迅《论“费厄泼赖”应当缓行》的文章很头痛，对林语堂的漫画很恼火。他在给徐志摩的一封长信中挖苦影射林语堂，说他先是跟了周作人不赞成打落水狗，而后又跟着鲁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