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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午夜的游走者

那些不信任太阳的人是背弃了神的人。

──?凡?高

与当今那些满口被时髦的文学流派或主义充斥的文坛嬉皮士，还有那些长期以来总是自我感觉良好，以追求一种所谓虚荣的名气为最终的目标，一面靠简洁的激情，另一面靠现成的理念来维系写作的人们相比，青年作家王红灯好像从一起先便懂得了深思对于一个肃穆作家的重要性，正是这种重要性在引导着他，使他自身的文学生活被艺术的良知和本质的真诚所深深覆盖。真诚是作家所必需具备的品质，但一个作家的真诚或许更多的应当见诸于他的作品，日常生活或道德意义上的真诚最好是隐而不露。关于这些，王红灯可能有他更为精辟的见解。然而又还有什么比这更为重要的呢？在很多场合他曾表达了一个这样的志向：无论将来他被世俗生活的大潮冲洗到了什么地方，对文学矢志不渝的执着和酷爱将恒久是他今生最重要的事业之一。

我不知道王红灯是什么时候起先选择文学的，又是什么时候起先进入那种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创作状态。在写作札记《拷问灵魂》中，他说对文学最初的痴迷源于对中国古老方块汉字的痴迷，这或多或少地有点戏剧化。我想：一个人选择文学和写作的缘由可能有很多种，但真正的内因却只有一种。我始终不信任那种从小立志要当作家的说法，自吹自擂也好，堂而皇之也罢，总之，尽管我们有机会也有权利选择写作，但起确定因素的唯恐还是命运本身。在网络写作异军突起、几乎可以说是全民写作的今日，那种为了写作而写作，为了消遣而进行“伪写作”，甚至把写作当做敲门砖的现象早已屡见不鲜。可这样的写作与我所谈论的确定不是一回事。王红灯的写作既是一种精神的高蹈，也是一种灵魂的照射，或者干脆说是他年轻生命和青春本身的一种须要。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应当说是文学选择了他而非他选择了文学。以他目前的成就来给他在文坛定位可能还为时过早，他的年轻，他的思想，他的梦都在成长之中，它们会变成什么样子呢？我们目前都不得而知，但通过对他大量作品的解读，我信任他的将来是会令全部关切他的挚友欣慰的。

我和王红灯相识于1995年的冬天，那时他刚刚参与工作不久，完全还是个中学生的性格。他有很多可以称之为宏大却无法用行动去实现的幻想，这些或许是黄梁美梦，或许是南柯一梦，但今日看来都成了一个个没有根基的寄儿之梦。尽管有时候说他的确喜爱胡思乱想，但在更多的时候他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现实主义者。他很清晰自己的境况，更懂得如何把面临的不利因素变为有利的条件，把他所拥有的优势转化为胜势。与他相交的这些年，最让我感动的还是他对待工作的仔细看法和对待事业的饱满激情。第一次和他打交道的人大多会被他的那份真诚深深感染，他总是会笑脸相迎每一位挚友，像文学在他心目中的地位是至高无上一样，他同样把挚友之间的友情和感情看得特别重要，并且特别珍惜。假如说这种感情可以称之为博爱的话，那么它应当是王红灯的一种天生的秉性。工作中的他是劳碌的，你几乎随时都可以望见他劳碌的身影；生活中的他却是苦痛的，虽然他的苦痛与苦痛这个词语本身的含义相去甚远。有谁能理解他的苦痛呢，好像只有他自己才理解这苦痛的根源，那就是命运对一个人无止无休的考验。

同中国大多数没有宗教信仰的作家一样，王红灯是一个极有宿命感的人，这种宿命感始终在随着他年龄的增长和社会阅历的增加而不断地浓烈，他信任命运的支配自然有它的道理。因此在现实生活中他忍受了他这个年龄区间的一般人所不能忍受的一切，正是这种忍受使他过早地成熟和强大起来，使他有区分于其他的人，也使他在文学和写作上最终建立起了他自身的价值体系与文本意义。

不曾哭过长夜的人，不足以语人生，这是哲人卡莱父的呼喊。在一段相对较长的时间里，王红灯的文学志向曾经是去远方无休无止地流浪并在现实中宁静地写作一生。这种志向当然有其壮烈的一面，然而要把它变成现实又是多么地艰难。“灵魂比剑更强，只有精神力气才能够永垂不朽”，拿破仑的这些话可能会更符合他的思维路向，因为这始终就是他苦苦努力所要抵达的方向。

酷爱城市的繁华，好像又更为依恋乡村的静谧和安静，这是王红灯众多冲突中很难共生的一个问题。看惯了城市日益苍白的文学内驱力和文人们言不由衷地夸夸其谈，他的确更想找一片清静之地去好好地生活。在渴望与到达之间，他苦痛地徘徊着，这苦痛的徘徊使他的某些行为看上去与常人大不一样。假如说这就是艺术家的怪僻，艺术家们的怪僻竟是这样养成的话，那么他已经不折不扣地进入了这一角色，只是他的怪僻和一般人又不同，因为与其说他的那些怪僻是怪僻，我看还不如说那是一位浪漫主义诗人在挥洒其浪漫情怀时淋漓尽致的发挥。已经记不清有多少个这样的夜晚，城市的大街上人迹稀有，头顶的天空一片星光绚丽，即使间或遇上雨天，他还是有可能一个人在大街上游荡，不知内情的人会把这样的行为称之为梦游症，而他身边的挚友们好像对这种举止也很难理解，为什么放着好端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