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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来专访：文学之于我是一种命运（2）

4月15日下午两点北京礼士宾馆，风声在窗外的午后，一杯来自峨嵋的新茶在手，近坐，细看阿来———浑浊的外在，清楚的内心。

一个作家现在，特殊要捍卫的是一个很个人化的内心，要敢于停下来

记者：5月，“阿来又出新长篇”注定是大事，至少“首印就20万”不是个小数目。最早这部《空山》里的第一部分《随风飘散》去年10月见于《收获》的时候，就引得大家弹冠相庆，网上标题到处是“寂静十年”、“停笔十年”，“阿来最终又出长篇”这样的字眼。为什么这么久？

阿来：我现在特殊怕被媒体描述成那种，很艰难地不断在跟自己搏斗，过得苦痛万状、焦虑万状。长期以来大家就认为作家都是那样的，许多作家自己也喜爱这样讲。我的生活其实不是这样的，我没有自己跟自己做这种搏斗，我脑子里也没有什么他们常常讲的“要超越自己”。写完《尘埃落定》之后，我或许有六七年时间，没有写过一个字，至少文学上的表达没有。其实也不是没有故事，或者说我没有写作故事的才能。有。但是，文学创作对我来讲，它最大的那种损耗，不是说没有灵感、没有故事、没有材料、上不去，而是……

记者：感情。

阿来：对，这种情感损耗对我来讲特殊大。就像轰轰烈烈爱过一场，你其次天又让我去跟另外一个人这样，我做不到。或许可以“一夜情”，就像强制写作一样，但爱确定不行。而强制写作在我看来，没那个必要。所以，我唯恐跟其他作家很不一样就是，我是一个不能按写作安排写作的人。我确定要到我的情感像湖水一样蓄积得很厉害，它自己确定要破堤而出的时候，写作才会很自然而然地发生。我的写作，虽然在小说审美、小说节奏上还是把握得很好很节制，但从根本上讲，它其实是一个很汹涌的情感宣泄。所以对我来讲，写作不苦，很美妙。但我不硬写。

我跟写作的关系是，我仔细地对待文学，仔细地对待每一个东西的写作，但是我有一个条件———文学要对我有回报。这个回报不是版税，不是得奖，而是这个过程对我来讲必需开心，甚至是舒适。我在写作过程当中要享受的是这个东西———这个世界是我在创建！甚至写到最酣畅淋漓的时候我会想起《圣经》开头：“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有灵运行在水上……”就这个感觉。对我来说文学确定要用这种方法创建。所以我绝不会写得苦巴巴的，写得生病了，写得要吐血了、要死了，不会。

记者：那你觉得为什么你就能这样？

阿来：我敢于停下来。《尘埃落定》刚出来的时候，全部人都说“你要趁热打铁啊，立刻跟进，抓紧出，正是出名的好时候。”

记者：有资料甚至说你的《尘埃落定》其次部都已经写完了。

阿来：写了一部分。后来我觉得假如仅仅为了这个去写，情感是空的，根本就没有感觉，坐那儿就是“码字儿”，自己都觉得干巴巴的、自己都不感动，那写作本身就变成一个很苦痛的事情。那我是不干的。我就停下来。

人活着不仅仅是做事情，就这么几十年，最重要的是尽可能多地经验

记者：要我看你比一般人敢的，倒还不是不怕被遗忘，而是不怕你自己那个写作的感觉、那个势头断掉，就是，你就敢先把它放下，每天去做你的出版商，忙活你的《科幻世界》，然后晚上也不拒喧嚣，我喜爱看成都作家洁尘的博客，常常看到她写一群挚友怎么喝酒吃饭饮茶打牌地玩，名单里常常都有你。

阿来：对。

记者：你就一点儿不怕这种东西会给你冲淡了、给你打乱了，或者怎么样？

阿来：不会。其实就是一个内心。文学属于内心这个世界，那个世界是任何事情都不行能触动的。我也从不寻求就文学这个问题主动跟人家去沟通，我甚至觉得从某种程度上讲文学是不必要沟通的一个东西。包括明天我要动身去美国参与的这个国际沟通安排，事先他们问：“你要不要见某一个作家？”我说我不用见。为什么？我说：“我在书上见过了。我看过他的东西了。”我记得巴顿将军，他读过隆美尔的书，后来当他踏上北非，望着眼前一片刚经验了一场坦克战役、硝烟还未散尽的战场，他说：“隆美尔，我已经知道你了！”我听了特殊有同感。我觉得其实一个作家现在，特殊要捍卫的是一个很个人化的内心，而不是要舍命跟人家沟通。尤其在有些时候，一个作家内心要强大一点。不是说刻意要跟谁作对，而是只考虑自己要表达什么，该用什么样的方式表达。这个时候最好把什么媒体、指责界，甚至读者，都要忘掉。不然就有许多现实的考虑，你就没有志气。

记者：我说的不是你在成都能不能找到人沟通文学，我就是新奇你的生活选择，你离开川西北嘉绒藏区那种大山大水，转到成都那种很市井的城市环境、很世俗化的生活状态中来……

阿来：我喜爱那种生活状态。我倒觉得有时候我们过于强调环境了，唯恐这也是我们文化人格渐渐渐渐变得弱小的缘由吧。我觉得没有关系，只要你内心有一个强大的东西在。你让我玩什么都可以，这不会影响我什么，我做该做的事情。我可以跟你一起消遣，但是消遣之余，有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