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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曲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发展报告

文化部副部长项兆伦在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会议上指出：“非遗保护正站在新的历

史起点。”2016年，作为“十三五”的开局之年，我国的非遗保护工作正从“抢救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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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章立制”的基础工作阶段转入“提高保护传承水平”的纵深发展阶段。曲艺类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保护发展，也是抢救保护与提高传承并举，并且在非遗保护顶层设计的助推下，在提

振文化自信观念的引领下，地方政府、民间机构、相关组织、社会民众对曲艺传承与发展的

积极性不断增强，文化自觉意识逐步提高。在曲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出现的问

题，积累的矛盾也倒逼机制政策法规的健全完善，各方亟须总结经验、深度反思并寻找解决

方案。

一2016年度曲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情况概述

2016年，重庆市、黑龙江省、江苏省、山东省、湖北省、湖南省、宁夏回族自治区等七个

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布了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其中，曲艺类总计26

项；上海市、黑龙江省、四川省、内蒙古自治区四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布了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名录，其中，曲艺类传承人共计15人。

截至2016年，国务院公布四批共1372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其中曲艺类有127项；文

化部命名四批共1986名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其中曲艺类有151人；各省区市公布

11042项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12294名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截至2016年底，300余名

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去世，曲艺类国家级非遗项目原就有40余项没有国家级传承人，2016

年郭月英、胡正华、孟凡林等相继离世，国家级曲艺项目杭州评词和武宁打鼓歌也暂时没有

了传承人。在四批国家级非遗名录中，少数民族曲艺项目共有21项（含扩展名录4项），

在民族的分布上，全国55个少数民族中只有蒙古族、达斡尔族等12个少数民族有国家级曲

艺类非遗项目；在国家级曲艺类非遗传承人中，共有24位少数民族传承人，但有4位少数

民族传承人对应的传承项目为汉族曲艺项目，分别是相声、四川扬琴和北京评书。在各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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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区、直辖市）中，浙江省是全国曲艺种类最多的省份，被列入国家级非遗名录的曲种

多达20个，列入国家级扩展名录的曲种4个，占国家级曲艺名录近1/6。另有36个曲种列

入浙江省省级非遗名录，列入市、区、县级非遗名录的曲种数量更多。国家级曲艺传承人有

18名，省级曲艺传承人有86人。[3]

1.权威赛事需加强引导，马街书会仍需扶持

演出赛事方面，2016年各类交流展演都比较活跃。专业院团、民营社团的公益演出和商业

演出频繁，海外传播积极。2016年8月在国家艺术基金艺术人才培养资助项目的扶持下，

苏州弹词流派研修班结业并进行了汇报演出。34名学员在25位非遗传承人及著名表演艺术

家的一对一教学指导下，表演水平和传承能力都得到提升。

权威赛事有文化部主办的第十七届全国“群星奖”曲艺类节目评比，中国文联、中国曲协联

合主办的第九届中国曲艺“牡丹奖”评选。与往年相比，评选标准提升，奖项压缩，更加注

重作品思想性的引导作用，但依然存在曲艺创演“口号化”“戏剧化”的现象。在第六届全

国少数民族曲艺展演中，一些节目的“歌舞化”倾向也比较严重。但相比较而言，由于评奖

机制改革的有力撬动，近年来的曲艺创演，回归艺术本体，强化曲艺特征，立足本体创新，

涌现出许多思想精深、艺术精湛、特色鲜明又引人入胜的优秀节目。此外，一些原创节目也

值得关注，“如北京曲艺团以京韵大鼓、梅花大鼓、单弦牌子曲、河南坠子、北京琴书和铁

片大鼓六个曲种共同演绎一个连贯故事的‘章回鼓书’《古城暗战》、江苏无锡以众筹方式

投资打造的中篇苏州弹词《徐悲鸿》、上海市评弹团推出的中篇苏州弹词《林徽因》等，这

说明，一个时期以来原创节目比较缺乏的局面正在开始改变，曲艺节目的创新发展正在迎来

新的改观”。当然，曲艺的创作水平仍有待提高。中国艺术研究院曲艺研究所副研究员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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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明指出：“长期以来缺乏精品力作、创作力量薄弱的状况并未得到有效改善。”中国曲协

理论委员会主任、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委员会委员常祥霖则认为：“现在相声形势特别

好，但经典性的作品没有，基本上都是脱口秀的变种，小剧场相声并不规范。”[5]

规模最大的民间曲艺艺人集会——马街书会，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