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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的民族融合与隋唐盛世的形成

魏晋南北朝的民族融合与隋唐盛世的形成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重要时期,它上承秦汉帝国的消亡,下

启隋唐盛世的兴起,长达360余年的时间实在是一段民族大分化、大动

荡、大融合的历史,对统一王朝的再次形成并走向兴盛,有着极为重要的

作用。

东汉末年由于宦官、外戚专权,地主、豪强兼并，阶级矛盾、民族

矛盾空前尖锐，统一的王朝统治实在无法维持下去，终于在农民大起

义的号角声中土崩瓦解。继之而起的三国鼎立，虽然对立的三方都想

以自己的实力和方式问鼎中原，重新统一天下。整日攻城略地，争战

不已，但终究无法改变其分裂形势。三国之后，西晋的暂短统一也并

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未几又陷入更大的分裂割据之中。以东晋为首的

汉族统治集团偏安江南一隅,北方则进入五胡十六国时期,拉开了民族大

分化、大融合的帷幕。

三国时期的分裂战争及西晋末年的“八王之乱”,使中原地区长期

受到战争的摧残,人口锐减,百姓流离,土地荒芜,广阔空旷的空间为周边

少数民族的内徙提供了条件。于是两汉以来居住于塞垣内外的各少数

民族纷纷内徙,在中原地区建立政权,用战争的手段不断扩大领土面积

和活动范围,其中以匈奴、羯、鲜卑、氐、羌等族为主,他们前后相继,

在中原大地演出了一幕幕激烈悲壮、生动传神的大剧。

一、周边各少数民族的内徙

周边少数民族的内徙,并非始自魏晋,而是从汉代开始。例如匈奴

在东汉时期就至少有约50余万人陆续内附[1]。其后,曹操又将这些

内徙之匈奴人分为五部,使各居其地。晋太康中,匈奴五部的地域分布

是“左部居太原兹氏,右部居祁,南部居蒲子,北部居新兴,中部居大

陵”,“皆居于晋阳汾涧之滨”[2],即今山西省汾河流域,在内徙各少数

民族中占有一定优势。

羯人石勒在长安称帝,其拥护者应是以其本民族百姓为主的。石勒

的继承者石季龙在和前燕作战时,曾以“五丁取三,四丁取二”的比例

简选兵士,最后连同在邺城的军队,共组织起50万人的队伍。同时石季

龙还一次迁徙辽西、北平、渔阳等地的百姓万户于兖、豫、雍、洛之

地。除组织了50万人的军队外，石季龙还组织了50万人的造甲工匠,

17万人的船夫[3],总数多达120余万人。其中羯人当占一定的比例。

前燕与后赵作战,曾一次“摧歼羯寇八万余人”[4]。石氏败后,冉闵杀

羯人,“死者二十余万”[5]。这些仅是指后赵国都邺城附近被杀的羯

人。以上数字虽难以具体统计,但从中亦可见后赵统治下羯人的大致数

量。

在当时内徙的少数民族中,鲜卑应是人数较多的一支。即以建立燕

国的鲜卑慕容部来说,秦汉之际即有“控弦之士二十余万”[6]。东汉

末年,鲜卑势力大盛,不断南向寇略东汉的北部边境,而且还“北拒丁零,

东却夫余,西击乌孙,尽据匈奴故地”,据有了“东西万四千余里,南北七

十余里”的地方。后其首领檀石槐又分其地为三部:“从右北平以东至

辽东,接夫余、氵岁貊二十余邑为东部;右北平以西至上谷十余里为中

部;上谷以西至敦煌、乌孙二十余邑为西部”[7]。势力之盛,可以想见。

西晋初年,鲜卑内徙,虽具体数字不详。但东晋穆帝永和五年(349)慕

容俊即燕王位时,仅前锋都督慕容垂即“简精卒二十余万以待期”[8],

其部众、百姓之数于此可见一斑。

氐人原居略阳临渭(今甘肃省安县)一带,内徙后所建立的政权以长

安为都,史载苻

坚伐东晋时,曾“率戎卒六十余万,骑二十七万,前后千里,旗鼓相

照”[9]。士兵号称80余万,其统辖下的氐族百姓数字亦可略知一二。

羌族亦居于今甘肃境内，成为东汉西部主要边患。东汉初年被陇

西太守马援打败,“后悉归服,徙置天水、陇西、扶风三郡”[10]。西

晋时再次内徙,后赵石勒于长安称帝时,曾一次“徙氐、羌十五万落于司

州、冀州”[11]。后羌人首领姚弋仲又率众内徙。弋仲死后,其子姚襄

率六万户南徙阳平、元城等地[12]。姚苌时,又招降北地、新平、安定

诸羌十余万户[13],估计内徙诸羌总数起码也在百万人以上。

除上述匈奴、羯、鲜卑、氐、羌等五种民族外,还有零星内徙的其

他各少数民族也不可忽略,如苻坚建立政权后,曾徙“关东豪杰及诸杂

夷十万户于关中,处乌丸杂类于冯翊、北地,丁零、翟斌于新安”等

[14]。

总体来讲,西晋末年内徙到中原的少数民族总数最少不低于七、八

百万,占到北方汉族人口数字的绝大多数。

二、内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