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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经济与金融新考（上）

似乎是在一夜之间，“温州炒房团”、“温商炒煤团”、“温商炒矿团”……频现报端，温州商人再次成为众矢之的，被送上了舆论风暴的风口浪尖。仿佛温州商人颇为喜欢与宏观调控作对，喜欢开罪于经济社会与公众。事实上，“温州炒房团”最初起源于《温州晚报》发起的一次“太太购房团”活动，参与者范围很小，动用的资金额也不大。之后，经过媒体的渲染，“温州炒房团”火热出炉了。一时间仿佛温州商人要对全国的房价上涨负有某种意义上的直接责任。为什么温州商人这样容易成为传媒神话的牺牲品？为什么温州商人总是成为最受经济社会“侧目”的少数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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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30年来，温州经济带给人们许多观念上的冲击和一系列实践中的困惑。作为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一个侧面或缩影，也作为中国市场经济体系中最为活跃的一部分，温州经济与金融实践具有突出的示范性，充满启示，值得关注。2005年8月中旬，作为《中国银行体系脆弱性的政府治理》课题组成员，笔者对温州的金融环境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调研。走进温州，笔者才发现，对于温州的了解或认识原是非常之不足，甚或所作的理论预判也多失之偏颇、流于陈腐。深刻地研读、正确地研判温州经济、金融现象及其所揭示出来的问题，关乎我们在中国市场经济体系建设和金融体系改革等一系列的重大理论命题和政策实践上所持的基本态度、原则或立场。

有鉴于此，本文在调研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了有关问题研究，重新梳理温州经济与金融历史发展的脉络，力图有所归纳总结。

一、认识框架

1.走出“温州模式”的窠臼

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温州人便开始广泛寻求集体农业之外的谋生之路。他们大多从简单的家庭手工加工业开始，逐步向消费品为主体的轻工产品加工业拓展。由于受到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的限制，温州人的“生意经”是：商业第一、生产第二。这就形成了温州当时以“货质劣、强销售”迅速占领全国流通市场份额的态势。在对温州货的一片抱怨声中，温州资本的原始积累初步完成，为其产品生产进一步向工业品拓展奠定了基础。

上世纪80年代，温州的工业生产就逐步实现了从简单的家庭手工业向工场工业的扩展，在生产范围和生产单位两个方面实现了突破。通过商业手段迅速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后，温州的商人开始大规模地投资创办工场，在机器设备投入水平、密度和范围等方面都得到提高或扩展，形成了大规模生产各类对技术水平要求不高的轻工业产品的能力，产销取得了进一步的成功，并将之扩展到居民消费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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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的许多工业产品的零配件领域和各种小商品的广阔范围。

由此开始，在政策研究领域和社会宣传中，就出现了所谓的“温州模式”。它包含产、销两方面，即：家庭作坊式的手工业和计划体制之外的商品流通。作为对计划经济的一种突破，以及工业进入乡村的尝试，以家庭单位为基础的“温州模式”和以乡镇集体为基础的“苏南模式”等成为经济社会中广受争论的焦点。其中，最为引人瞩目的是，这些模式都在不与计划经济体制发生严重冲突的状况下，实现了巨大的经济产出，改善了当地的生活水平。

在改革开放伊始，经济短缺。社会对于经济问题的认识与理解往往带有非常鲜明的局限性，并无可避免地带有意识形态的烙印。计划经济体系被称为（计划）“体制”，此外，其他诸种皆被视为“体制外”，并冠以（某某）“模式”，包括“商品经济模式”，甚或“市场经济模式”（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成为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根本方向后，市场经济体制取代市场经济模式的提法）。这说明，相对于“计划体制”而言，“经济模式”在理论研究与政策宣传中带有明显的“等而下之”的地位，“某某经济模式”的标签表明其“身份”的划定，可以对其进行直截了当的批评甚或是情感宣泄。对于“温州模式”的褒贬不一说明了，一开始这个问题就不是单纯经济意义的。在这种背景下，“温州模式”被过度曝光、或被过度“解释”了。尤其是，在有关“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等一系列的“模式”解读或争议的不断升温中，渗透着极强的政治意味和政策动向。

经济社会更愿意将温州经济视为异类，将温州商人视为“经济动物”。将之打上“温州模式”的标签，更容易使人产生一种距离感，这就形成了一种可观测、可把握的“安全感”，甚或面对温州经济的勃勃生机和温州商人咄咄逼人的进取精神产生出某种“心理优势”，而少了本应当有的紧张感与压迫感。可以说，“温州模式”一开始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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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着许许多多的复杂因素和情感成分。

进入90年代，伴随全面改革开放大格局的形成，尤其是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为政策实践的根本方向后，用“特殊模式”、“特殊政策”或“特定地区”来阐发中国整体市场经济体系的走势甚或走向便有所不当了。至此，有关“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