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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风变雅名词解释

“变风变雅”一词最早见于《诗大序》：至于王道衰，礼义废，

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

“变风变雅”是指以《诗经》为代表的周代诗歌从早期雍容平和、

乐观向上的盛世之音，向春秋时代以落寞无奈、哀怨感伤为主题的情

感抒发的文学转变。《讳大序》是从批判的角度提出“变风变雅”这

一概念的。所谓“变”，第一，是时代之变。变风变雅的时代特指自

厉、幽开始的西周晚期，历经平王仓皇辞庙、草草东迁的社会动荡，

最终发展至王纲解钮、诸侯称霸的春秋时代这一历史时期。第二，是

文学之变。文学是记录时代的，历史的变革强烈影响着文学思想的变

革。第三，是心灵之变。王室东迁，地坼天崩，带给诗人们强烈的心

理震荡。早期简单的昂扬、自信转化为春秋复杂的悲凉、忧伤，在苍

凉的心态中怀念着西周盛世。西周雅、颂诗篇情感上的从容不迫、含

蓄平静，被变风变雅的质疑问难、哀怨感伤替代了。

风雅之“变”是相对于风雅之“正”提出的，“正”、“变”相

对，与“变风变雅”相对的概念是“正风正雅”。在经学家的眼里，

正风正雅是《诗》之“正经”。“《诗》之正经”之“正”，具有这

样的历史与形式特征：

第一，正风正雅突出以赞美歌颂为中心的思想主题。颂诗以歌颂

为第一要义，所谓“颂者，关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

因为颂诗以赞颂为本，自然属于“正经”。而《大雅》、《小雅》中

的许多诗篇也以颂赞为情感基调，其表现的政治生活有小、大之分，

但情感基调都是颂扬、赞美的。《周南》、《召南》是国风中属于正

风正雅的典范诗篇，体现的是西周初年周公、召公教化之地的淳朴风

俗，充满了对周、召故地被“文王之化”的怀念与崇敬。赞美、歌颂

或讽刺、哀怨，成为判定诗之正、变的标准。

第二，正风正雅承担着礼乐教化的政治使命。儒家之所以重视二

南，是因为二南代表了西周盛世温柔敦厚的诗风教化。正风正雅诗篇

有礼乐仪式上的神圣性与庄严感，颂诗在对神灵、祖先的虔敬中，且

歌且舞，形容肃穆。古代思想家从来不把诗乐当成简单的娱乐形式，

而寄托着转移人心、提升情感、淳化风俗的政治目的。

第三，正风正雅代表着中正、平和的传统美学精神。《尚书·舜

典》谓：“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

无虐，简而无傲。’”这种审美的“A而B”和“A而非B”的艺术境

界，恰恰是孔子等思想家称赞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正风正雅

的艺术品格。《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吴季札观乐对《诗经》的评

论是以“中和”为审美评价标准的，不把任何一项情感推向极端，从

多个角度详尽地表达了对情感的从容平和、形式的流动有序的艺术追

求。这与二南诗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精神是一致的。颂诗的审

美品格与风雅之“正”的艺术追求也是相通的。

“新乐”是经典对变风变雅的另一称谓，《礼记·乐记》记载了

魏文侯与孔子弟子子夏关于“古乐”和“新乐”的讨论。“古乐”与

“新乐”关系问题，本质上就是正风正雅与变风变雅的关系问题。尽

管子夏竭力维护古乐，强调风雅之正，但从他对“新乐”攻击性的言

论里，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一种新的、充满生机的诗乐艺术对传统的挑

战。其一，新乐不再像古乐那样理性地承载道德教化的神圣内容，而

转向追求感官和欲望的刺激，刻意卸载艺术的教化功能，而一味顺乎

人情，陷入非理性的酒神沉醉。其二，新乐在情感表现上不再是西周

盛世里优雅、虔敬的颂歌，而转向不可遏止的乱世幽怨的抒发。《乐

记》认为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

而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据此，他们把属于变风变雅范畴的

郑、卫之音当成了乱世之音、亡国之音。其三，新乐在审美形式上并

不一味地坚守中正、平和，而转向激越和放任。孔子批评郑风，子夏

评论新乐，都以“淫”字为口实。淫，就是过度、放任、不收敛。在

审美上，经、史学家特别强调对人自身欲望的节制和收敛，而变风变

雅恰恰是在这一点上冲破法度，一任情感与欲望的自由发展、不加束

缚。这也是古乐与新乐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