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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变法的努力和失败给我们的启示

戊戌变法发生在1898年，按中国传统干支纪年，这一年是戊戌年。它是以康有为为领袖，得到光绪皇帝充分支持的政治运动；又是以救亡图存为目的的爱国运动和近代中国比较完全意义上的改革运动，在中国历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戊戌变法的历史经验至今仍然值得我们重视。

1840年的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起点。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被英国打开之后，在清朝统治阶级中逐渐出现了一批“睁眼看世界的人”。他们针对时局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承认西方“夷人”(洋鬼子)也有比我们高明的地方，可以学习、效仿，用以制服“夷人”。这是近代中国最早向西方学习思想的萌芽，是了不起的进步。但是，学习西方，接着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如何对待中国的传统文化，于是，就有人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时候，西方世界已经不再被轻蔑地称为“夷”，而且，其优长之处，也从“技”上升为“学”了。这表明，中国人对西方世界的认识又进了一步。不过，这里的“西学”主要指的还是西方的科学和技术。这批人主张办工厂、兴学堂，用新式武器装备陆军、海军，以求富国强兵，但是，他们认为，中国的伦理纲常和传统文化还是根本，是“体”，必须坚决维护。历史上称这批人为“洋务派”，他们的一系列作为被称为“洋务运动”，或“自强运动”。洋务运动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一部分知识分子走出国门，或留学、或出使，他们发现，“洋鬼子”在文化教育及政治制度方面也有许多长处，主张进一步扩大向西方学习的范围。这一部分人被称之为早期改良主义知识分子，其代表人物有王韬、容闳、薛福成等，但是，他们的主张还没有转化为政治行动，还没有形成规模和气候。

1894年发生中日甲午战争，堂堂的中国败在岛国日本的手上，其结果是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这激起了中国人的“普天忠愤”，也引起了中国人的普遍反思。一部分先进知识分子在深入思考：为什么搞洋务、买兵器、练海军，这么多年了，还经不起日本人一击？他们认为，中国人应该弃旧图新，在保存君主制度的前提下改革政治。这部分人被称为“改良派”或“维新派”。维新派继承早期改良主义者的思想，但是，在若干方面又有发展。一是提出“民权、平等”之说，用以挑战君主专制思想。中国社会长期认为“君权天授”，维新派则认为“君权民授”，可以公举，也可公废。二是批判纲常名教。儒学长期视“三纲五常”为天经地义，而维新派则指责其“惨祸烈毒”。三是提出“以西学为要图”，认为“救亡之道在此，自强之谋在此”。严复批判“中体西用”说，认为体用本就一物而言，不能以牛为体，以马为用。在维新派的推动下，近代中国出现了第一次思想解放的潮流。

维新派在政治领域的代表人物是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

康有为是维新派的领袖人物，早年所学为传统儒学，后来读到了一些由中国人编写的介绍西方的书籍，对西方有所了解。他家居广东南海县，后又到香港游历，思想发生变化，认为西方人治理国家很有法度，不能一概看成“夷狄”。他又进而阅读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出版的《万国公报》以及《环游地球新录》等书，自己编写了《康子内外篇》，开始运用生吞活剥学来的自然科学知识解说人类社会。他说天地生人，根本平等，预言世界将发生三个变化：其一，君不专，臣不卑；其二，男女轻重同；其三，良贱齐。这些思想，成为他后来写《大同书》的草案。他又吸收西汉儒学今文经学派和同时代学者廖平的学说，作为维新变法的理论根据。可以看出，其思想受到西方学说的营养和哺育，但是披上了古老的西汉经学的外衣。第二位重要人物为梁启超，他是康有为的学生，是维新派出色的宣传鼓动家，他办报、办刊，扩大维新变法的影响。第三位是谭嗣同，他是激进的改良主义思想家，认为中国二千年来的政治都是秦始皇的“大盗”之政，号召人们“冲决网罗”。他甚至赞美“法人之改民主”，“誓杀尽天下君主，使流血满地球，以泄万民之恨”。其激进程度要比其他人高出一筹。第四位是严复，他是英国留学生，对西方的了解最全面、最深刻。曾翻译、出版《天演论》，宣扬“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理论。他说：弄不好，有一天我们会被开除出地球。

维新运动通过开展多种活动逐步形成了规模和气候。其一，上书请愿。公元1888年，适逢中法战争失败之后，康有为第一次上书光绪皇帝，要求变法。1895年康有为第二次上书光绪皇帝，这一年中国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又逢全国科举考试，康有为联络18省应试举人(号称1300余人)联名上书，要求拒绝“和约”，迁都，实行变法，这就形成为一定规模的群众运动。康有为前后共写了7次请愿书。其二，创办报刊。康有为在梁启超的帮助下于北京创办《万国公报》(后改为《中外记闻》)，又在上海创办《强学报》，后改为《时务报》，风行一时。其三，组织学会。康有为在北京、上海组织了“强学会”。谭嗣同等在长沙组织了“南学会”。“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