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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作品著作权纠纷案谈侵权责任的承担

黄金波雷文

1991年1至3月期间，长阳土家族自治县歌舞团、文化局、文联及宣传部，多次研究文艺创作问题。原告提出创作“土家情”来反映土家民族婚俗，会议决定由原告执笔。原告于同年3月完成了第1稿，取名“土家情”。其后县文化局决定成立“土家情”创作领导小组，原告为副组长及创编小组组长。同年8月原告完成了创作第2稿，定名为《土里巴人》。同年10月被告宜昌市文化局负责人与长阳县宣传部、文化局负责人及创编人员，在长阳开会，研讨《土里巴人》的再创作问题，与会者提出了一些建设性意见。1992年2月原告完成了创作第3稿，同年5月该作品由该县歌舞团首次公演。1993年4月，宜昌市委、市政府为宣传宜昌和实施精神文明“五个一工程”的需要，由被告宜昌市文化局出面将《土里巴人》剧本调到市歌舞团，并将原告借调到宜昌参加创作。1993年10月，被告宜昌市文化局、宜昌市歌舞剧团经人推荐，聘请被告门文元(国家一级编导)为总编导。剧本由原告执笔，经门文元、施兆淮、付正道、蓝东和原告集体讨论修改，于沈阳定稿。后经有关专业人员，为其作曲及音乐、舞美设计，形成了土家族婚俗系列舞蹈剧《土里巴人》。在宜昌市委、市政府大力支持下，演职人员的共同努力下，该剧在市、省和第五届中国艺术节演出获得成功。文化部为其颁发“文华大奖”。原告获省文化厅颁发《土里巴人》编剧特等奖，市文化局颁发的创作特等奖。1994年3月22日，原告为该剧的署名问题向宜昌市文化局、宜昌市歌舞剧团递交了一份后记，对参与修改编导《土里巴人》的个人作用作了评价，并提出对编剧只署陈洪、门文元，或者陈洪。被告宜昌市文化局、宜昌市歌舞剧团接受了原告的意见，编剧署名为陈洪。1994年期间，原告署名编剧，先后在《剧本》、《民族大家庭》等刊物上发表《土里巴人》剧本。原告在1994年第4期《楚天艺术》杂志上发表该剧本后声明：“本剧本未经作者许可不得随意使用(包括选自剧中各场单独成章使用)。”1994年9月至1995年9月期间，被告彭万廷、刘君励在人民日报、戏剧电影报等报刊上发表宣传介绍《土里巴人》一剧的文章时，称《土里巴人》是宜昌市歌舞剧团创作的。湖北省政府、宜昌市委市政府在通报表彰及颁奖证书中，均有宜昌市歌舞剧团创作演出的《土里巴人》的表述。1995年元月，被告门文元接受宜昌市歌舞剧团的委托，为《土里巴人》一剧在中央电视台1995年春节联欢晚会上演出，按照晚会的时间安排对该剧进行浓缩、改编时，将“抹黑”改为“抹红”(剧本原作，土家族男女青年恋爱时，女青年手上抹满锅烟黑灰将小伙子抹成大黑花脸，小伙子又反过来抹到对方脸上)。1994年底被告宜昌市文化局、宜昌青旅在原告不知晓的情况下，印制了部分介绍上家风情、宣传宜昌的1995年台历，该台历引用了部分《土里巴人》剧本的歌词和剧情简介，但署名编剧为陈洪，该台历印制后没有销售，发送给了会议代表及来宾。同时查明：被告宜昌市歌舞剧团演出《土里巴人》164场，其中营业性的演出71场，门票收人262444.4元，未按国家版权局的规定向原告支付报酬。1996年5月受港方邀约参加第三届神州艺术演出，被告宜昌市歌舞剧团事先将《土里巴人》资料邮寄香港，港方在节目单上只署编导门文元，而编剧、作曲等均未署名。

原告陈民洪诉称：我历经30多年寻觅土家艺术的历程，于1991年3月完成了土家族婚俗舞蹈剧本《土里巴人》初稿，1992年5月该剧本在长阳首演获好评。以后被告宜昌市文化局、宜昌市歌舞剧团调演该剧，我提出订立演出合同，被告巧言承诺。1994年5月，宜昌市歌舞剧团在首演成功后，便将我拒之门外，并无视我的“声明”，先后在6城市进行营业性演出，至1995年底演出164场，均未向我支付分文，且在香港演出时删除了我的署名。被告彭万廷、刘君励发表文章。公然称“土剧”非原告创作。1995年1月，被告宜昌市歌舞剧团、门文元未经我许可，擅自将《土里巴人》改编后表演，在中央电视台播出时将原作中的“抹黑”改为“抹红”，歪曲了创作本意。1994年底，被告宜昌市文化局和宜昌青旅未经我许可，擅自印制发行1995年《土里巴人》台历、使用了我的剧情简介和部分歌词。现请求：1、判令被告彭万廷、刘君励停止侵害、消除影响、公开向我道歉并赔偿经济损失2万元。2、判令被告宜昌市歌舞剧团停止演出、赔偿经济损夫5万元;支付原告报酬113159.12元;对侵犯署名权向我赔礼道歉。3、

一、被告宜昌市歌舞剧团向原告支付《土里巴人》剧营业性演出报酬费5511.33元(71场×3696.4元×2.1%)，并补偿原告的经济损失953.40元。

二、驳回原告对各被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案诉讼费7568元，由被告宜昌市歌舞剧团负担7000元，原告负担568元。

判决后，原告陈民洪不服，向湖北省高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