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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学理性与信仰的相遇

在西方文化里，理性与信仰长期以来处于紧张的不协调关系中。不少基督教

神学家

们曾努力弥合这两者，用古希腊哲学来论证信仰的合理性。但这种做法自近代、特别是康德以来受到质疑。克尔凯戈尔极鲜明地表达了这样一种看法：基督教信仰从根本上超出了概念理性，不管这理性是否是辩证的。「1」他主张，这信仰只与个人的生存方式相关。但问题在于，这种生存是完全“荒谬”的，还是能够容纳某种理性的光亮？

海德格尔在1917年至1919年间所做的宗教学笔记表明，他那时已极为关注早期基督教信仰与古希腊宇宙论及古罗马法典思路之间的不同。「2」通过狄尔泰的著作的提示，他在奥古斯丁那里看到了这种不同或冲突的深刻程度，以及早期基督教信仰的一个重要

特点，即具有“一种无实底可言的生活〔或生命〕性”（einunergruendlichLebendiges）。

「3」按照这种看法，基督教的内省里有着某种不寻常的对终极实在的体验，与古

希腊的内省大师苏格拉底及斯多葛学派所体验者也很不同。虽然现在还难以确定海德格尔最初是从哪里得到这种“生活”或“生命”观点的，（除了狄尔泰外，克尔凯戈尔、

尼采、柏格森也都有这种倾向），但很明显，这是他早期宗教现象学的出发点。不过，更关键的是，这个思想在他那里经历了表达方式上的或解释学方法上的重大改进，以致发展出了一种在时机化的历史情境中理解信仰的现象学，使得信仰经验以“形式显示”

的方式进入了这种理性的视野。这是他的前人，包括克尔凯戈尔和狄尔泰都没有达到的。

本文将主要介绍和分析海德格尔在二十年代初阐述的这样一种“形式显示”的解释学方法的来龙去脉，以及它如何体现在海德格尔对保罗书信的解释之中。

一、实际生活的方法论含义

如上面所提及的，在海德格尔之前已有一些哲学家强调人的生活经验是一切有意义的思想活动的源泉。这种倾向与英国经验主义不同之处在于，它所强调的是超出了当下片断的感觉观念的活生生的整体体验性。虽然“生活”（Leben）这个词已出现于海德

格尔的《教职资格论文》（1916年）中，「4」但只是到了1919年题为《哲学的观念和

世界观问题》的讲课稿中，它以及与之相关的一些词，特别是“活生生的体验”（Er-leben），

才取得了极重要的地位。「5」由此也可以从一个方面印证克兹尔的看法，即海德格尔

的思想（包括其宗教态度）在1916年至1919年这三年之中有了重大变化，即更加彻底地清算了经院主义形而上学和新康德主义，使他原来就有的现象学思想被进一步彻底化。

「6」“生活”与“体验”这两个词显示出海德格尔所受到的狄尔泰和胡塞尔的影响。

对于这后两者，生活和体验都是原发的、本身自明的意义源泉，只是狄尔泰讲的生活有一个明显的历史维度，而胡塞尔讲的体验则更多地表现为纯意向或纯意识的。海德格尔则居于两者的交点上，取其原发性而摒其“世界观”的类型论（狄尔泰）和意识内

在性（胡塞尔）。

那么，海德格尔讲的“生活”或“体验”的独特含义何在呢？简言之，就在于去研

究“生活是一切意义的源泉”这个原则的根本含义。换句话讲，在海德格尔看来，狄尔

泰和胡塞尔都还未能充分揭示出生活体验本身的存在论和方法论。比如，狄尔泰认为生活总要通过不同时代人们持有的世界观表现出来，「7」这就依然是在依据某种可作为

研究对象的历史的格式塔结构（相对化了的“理念”）来理解生活的源泉性，也就如同

写作《西方的衰落》的斯宾格勒那样，没有关注这沸腾的生活本身的意义构成本性。因此，这种反柏拉图主义依然没有完全脱开柏拉图主义的影响。「8」这个问题的尖锐性还可以通过新康德主义那托普（P.Natorp）对于胡塞尔现象学方法论的质疑而暴露出来。

按照海德格尔的表述，那托普的意见可以被归为两条：首先，现象学的反思会使生活经验不再被活生生地体验着，而是被观看着，从而在某个意义上“止住了〔体验的〕流动”。

其次，对经验的任何描述都不可避免地是一种普遍化和抽象化；这样，现象学所许诺的“达到事物本身”的纯描述也是不可能的。「9」海德格尔高度重视这种批评。他

认为，现象学家必须从方法上表明，生活体验本身（而非它的观念化形态）就是有意义的，而且这种原发意义是可以得到真切表达的。这是一个前人从未真正解决的关于生成与存在、直觉与表达的问题。

二、拉斯克的影响

在这样一个关节点上，海德格尔受到了他的师兄E.拉斯克（两人都先后受教于新康德主义者里克尔特）的重要影响。「10」拉斯克从胡塞尔的“范畴直观”学说中受到极大启发，提出了这样两个重要看法：（1）人的“投入”（Hingabe，献身、放弃自身）的生活体验形态（比如美学、伦理和宗教的体验）尽管先于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