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言意之辨到言文之争——试论中国文学批评语言意识的嬗变（一）.pdf

从言意之辨到言文之争——试论中国文学批评语言意识的嬗变

（一）

从言意之辨到言文之争——试论中国文学批评语言意识的嬗变(一)

论文摘要：在中国文学和文学观念由古典向现代转型的进程中，

语言是一个重要的维度。这一点又集中体现在时代命题从“言意之辨”

向“言文之争”的转换上。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论述：一是出发

点从言意矛盾到启蒙国民，二是解决方案从立象尽意到言文一致，三

是立足点从工具观念到本体意识。语言意识嬗变的得与失，也深深影

响着中国文学观念现代转型的深度。

论文关键词：言意之辨；言文之争；文学批评；语言意识

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语言一直是一个无法绕开但又众说纷纭、

歧见迭出的维度。虽然人类在语言活动中所遇到的问题与困惑并非仅

限于文学领域，但在文学当中，语言的困境似乎格外明显，在某种意

义上甚至可以说，人们对语言的认识与理解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制约

着特定时代的文学观念。由此出发，不难看出中国文学观念在从古典

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语言观念的变革起到了极大的作用，这集中体

现在中国知识界从“言意之辨”向“言文之争”的转变上。“言意之

辨”凸显了中国古人的语言观，在漫长的岁月里一直内在地影响和制

约着文学观念；“言文之争”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对于汉语

的全面反思，由此也引发了文学观念的现代变革。下面将从三个方面

展开论述。

一、从言意矛盾到启蒙国民

中国古人很早就注意到语言活动所面临的困境，认为语言在言说、

表达上存在着无法克服的局限性，难以传达精微深刻的“意”。老子

言“道

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庄子则指出“意之所随者，

不可以言传也”。而儒家也显然注意到了这一点，《周易·系辞上》提

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魏晋时期，言意之辨代表了时代潮流，

但与先秦相比在基本观念上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至于佛教特别

是禅宗，更是视语言文字为大敌，所谓“才落言诠，尽是死门”，对

待弟子甚至是拳打脚踢、当头棒喝，把对语言的不满发挥到了极致。

因此，从总体上看，中国古人对语言并不满意，但之所以如此，是因

为道、儒、释都基本上是从语用着眼，一旦发现语言不能很好地起到

表情达意的作用，“言”与“意”之间存在着距离、矛盾，他们就必

然对语言进行指责。这种实用主义的态度深深影响着中国古人对语言

的看法与认识，反映在文学领域，就是强调以达“意”为目标。儒家

虽发现有言不尽意的现象，却认为言最终可达意且只需要达意即可，

因而孔子言“辞达而已矣”；道家则进一步追寻言外之意，希望可以

“得意而忘言”；禅宗则强调不落文字，直指本心。这些提法，对中

国古代文学与文论产生了至为深远的影响。

中国古代的“言意之辨”，虽然在具体观点上还存在着分歧，但

各家(名家是个例外)从语用的角度人手，对语言的基本认识始终是比较

稳定的。与之相对应，中国古人在文学问题上，也是强调要解决言意

矛盾，这一点在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可以说，言意之辨始终是汉语文化内部的问题，是为了解决语言活动

的困境而提出来的，在文化史上有着重要的价值与意义。与“言意之

辨”不同，晚清至“五四”时代的言文之争，有着完全不同的背景与

意义。面对西方的

坚船利炮与思想文化，中国知识分子所受到的震撼是前所未有的。

为了挽救民族危亡，他们展开了艰辛的探索，以“启蒙”为使命，中

国思想文化的现代转型由此展开，耐人寻味的是，汉语变革成为这次

转型的先导，被纳入到启蒙的宏大叙事中，并迅速获得了不同寻常的

时代意义。

从历史进程来看，黄遵宪是较早意识到语言变革迫切性的人物，

但是汉字恰恰是与汉语相脱节且相当繁难，“汉字多有一字而兼数音

者，则审音也难。有一音而具数字者，则择字也难。有一字而具数十

撇画者，则识字也又难”。黄遵宪的论述可以说涉及到了三个层面的

问题：首先是言文关系，这已经涉及到了语言体系中语言与文字之间

的关系问题，因而比“言意之辨”更前进了一步；其次，更为重要的

是，黄遵宪是从汉语与日语、西方语言的比较中探讨汉语，具有了世

界眼光，这是“言意之辨”所不可能达到的；再次，黄遵宪的分析不

是专门从语言学的角度出发，而是以救亡图存、自强自立为立足点，

因而他是从启蒙的根本立场出发提出汉语变革问题，进而开启了文学

革新之路，这也是晚清与“五四”知识分子的共同立场。正是在这样

的意义上，“言文之争”标志着中国知识分子的语言观真正具备了现

代特质。

黄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