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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刑事司法制度

一、人口统计结果

1997底，意大利人口总数达到57，563，

354人，与前一年相比增加了72，387人。

鉴于1993以来死亡人数远远超过出生人数

的事实，这种人口的增长只能归因于外来人

口的到来。

二、意大利法律制度中的主要刑事法律

意大利现行刑法典要追溯到1930年。

如同那时以来欧洲国家批准的所有法

典那样，它一方面受到1810年拿破仑法典

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受到1870年威廉法典

的启发。虽然它是效仿受自由主义影响较多

的19世纪主要的自由主义启蒙法典，但由

于它是在法西斯主义高涨时期批准的，这意

味着为了服从权力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要

求，该法典最初是非常严厉的，而且赋予国

家权力以高度的镇压性功能。

因此，被先前的1889年刑法典废除的

死刑，在批准前的1926年又被重新采用，

并重新得到肯定和强化。一般性的减轻情形

条款被取消，增加了大量绝对责任的情形。

适用于财产犯罪的制裁有了显着增加。而且，

对那些通常与较低社会阶层有关的行为倾

向于适用更为严厉的刑罚制裁，而对于那些

通常由中产阶级实施的财产犯罪适用较轻

的制裁。大量与攻击当时当权的政治体制有

关的犯罪以及与该政治体制有意识形态上

分歧的犯罪被创设出来。一旦法西斯政体被

推翻，刑法典就发生了反映意大利新的制度

秩序的第一个深远的变化。

1944年，第222号立法令废除了死刑，

战争法规定的案除外。1944年的第288号立

法令再次采用了一般性减轻情形以及对政

府官员的专横行为作出正当反应的合法辩

护理由。

1958年，第127条法律修改了明确把绝

对责任作为追诉标准标准之一的刑法典第

57条。例如，该条款认为一个杂志的主编或

副主编对该出版社实施的罪行负有责任。通

过采用“作为犯罪的证明”的术语，可罚性

依赖于对犯罪的证明。

1974年的第220号法律允许在考虑减轻

和加重情节后做出判决；在同时犯数罪时可

以在加重处罚的情况下仅对其中的一种犯

罪适用刑罚，而且扩大了附条件刑罚的适用。

累犯也成为一种选择性而非强制性的加重

情节。

1967年的第317号法律、1975年的第

706号法律和1981年的第689号法律为完成

于1999年底的非犯罪化进程铺平了道路。

值得提及的最重要的法律创新之一是：宪法

法院1988年第364号裁决推断出绝对责任

与宪法基本原则不相符合。根据该裁决，由

洛可法典创设的单纯基于实质性理由的大

量起诉类型便不再合乎宪法。也许正是为了

要应付宪法法院裁决所造成的问题，1990年

通过了第19号法律。该法修改了加重情节

并排除了仅仅基于实质性关联而起诉的可

能性。它还指出，可罚性是惩罚的前提条件。

多年来，尤其是近年来，刑法典发生了

一些其它的重要的变化。这主要涉及刑法典

的分则而不是总则。最重要的变化是有关已

通过法律使之犯罪化的黑手党组织、针对公

共行政的犯罪、洗钱罪和洗刷犯罪经历的罪

行、高利贷犯罪的修改以及有关滥用职权的

罪行，还有在性犯罪问题上所发生的重大变

化。

意大利刑法典已经以所有主要的欧洲

语言――英语、法语、德语和西班牙语翻译

和出版。

在意大利，与包含于刑法典的归罪条款

同时存在的总是有特别法。补充性立法总是

犯罪化的一个重要来源。这种立法的运用多

年来与日俱增，以致于使得一些学者断言，

洛可法典已不再是意大利刑事司法制度的

主要渊源，而仅仅是一种次级的和补充性的

渊源。

在大量的特别刑法中，有必要提及的至

少是那些有关秘密结社、信用市场、银行市

场、建筑、城市化与环境、破产、恋童癖、

卖淫、迁徙，毒品以及税收。

在这些补充性条款的淹没下，经常要求

助于――至少在财务和税收问题上――因

不符合民法典中经常在技术上非常复杂的

条款或不符合公共行政机构签发的命令和

授权而导致的公共实体控制功能上的混乱

而提供的庇护。换句话说或简而言之，补充

性立法经常增加了那些完全靠法律规定的

中性的犯罪情形的数量，而社会一般不认为

此类犯罪有着很强的犯罪性。实际上此类条

款在罪刑相适应问题上带来了相当大的问

题。因此，我们的主流观点建议至少把较轻

的案件转化为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