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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主义方法及其对社会历史的解读

历史主义方法是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惯用的方法之一。在运用历史主义方法时，要把握两个核心要义：一是把握住真实的历史;二是对历史作出合理的解释，即对历史规律的准确提炼和对历史史实的正确反思。这是历史主义研究方法的内在规定，也是运用历史主义研究方法必须遵循的两个基本原则。

一、对于历史主义方法运用中所遵循的两大原则的思考

對于运用历史主义方法时需要遵循上述两个原则的原因。其一，历史研究的基本任务就是还原历史真相，通过对史料的搜集、分析，考察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时期发生过的具体历史事件，以及整理出历史事件发生的前因、后果、背景、条件、影响等诸多方面的真实情况，这是社会历史过程研究的首先需要夯实的基础，是后续一切研究走向纵深的的必备基石。因此，还原历史以“明其然”，是历史主义研究方法的需要遵循的首要原则，这也体现了科学研究的“真理性要求”。其二，历史研究毕竟属于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而社会科学研究的任务除了对社会作出描述，还兼有对社会的理解和评价，甚至是对社会的预见和变革，是客观世界与精神世界的互动性体现。因此，在对社会过程进行研究时，对历史真相的追问就不是终点和仅有的研究任务，而还必须对历史作出合理诠释。即通过对历史的回顾，启迪人们的智慧，帮助人们深刻地认识世界，并对如何改造世界提供一个明确的思路，最终达到鉴往知今的目的。这就体现了科学研究的“价值性要求”。因而描述历史真相，并基于此提出有理有据的合理化解释，才是完整的人类社会历史过程研究历程。此时，这些所谓的“历史事件”，也就成为了时代烙印和解读者的主观意图的共同体。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第一，历史主义研究方法的两大原则具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是社会历史过程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基本指导原则。第二，既如此，在第一条原则指导下，怎样才能把握到真实、全面的历史真相？对于第二条原则，怎样才能准确、客观评价历史事件及人物，以及怎样才能准确把握历史规律、总结出正确的历史经验教训？毕竟在对历史本身做出更深层次的分析与透视时，人们无法避免地会带有价值判断。从这个层面上看，就如学者科林伍德所说的，“一切历史也就成为了思想史”。那么，避免研究者的个人主观偏见，防止概念先行和以论代史就显得尤为重要。

二、对如何把握真实历史事实的思考

运用历史主义方法进行社会历史过程研究时，只有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才能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作出合理的评价，进而透过纷繁复杂的外部现象，把握住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明晰对历史发展产生影响的诸多要素的作用大小，最终达到以史为鉴，为今人处事、治世提供思路与借鉴的目的。因而，对史实的还原工作是极为重要的先行步骤，也是社会科学研究中实证精神的直接体现。

一是史料要准确、丰富、全面。著名史学家高华在自己的著作《革命年代》中提到自己的恩师茅家琦先生在史料的钻研方面尤为重视。茅先生在历史研究中尤其倡导求真求实的学术精神，深知史实是史论的基础，建立在虚假史实上的结论自然是靠不住的。茅先生看到50年代以来，学界在对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时出现了两方面问题，一是“注经式教条主义”，也就是用史料来经典著作中的一些论断、观点，即采用“套历史”的研究思路，造成了对历史的误读;二是不重视外文史料。茅先生看到中国近代的历史进程与外国帝国主义紧密联系，如果仅从单边的中文史料入手，不关注外文史料，根本无法看清许多重大历史事件。正是因为茅先生本着求实求真的学术规范，敢于突破学界研究的一些固化藩篱，运用大量多方史料细致、全面分析，才得出了一些富有创见性的学术观点。[1]此外，当代学者孟永在《对于中共党史研究思想史路径的初步思考》一文中也提到了历史研究很大程度上是思想史研究，他也提到在历史研究时，尤其要注意选择“纵观古今，兼修中西”的多方史料，在此条件下才能充分、准确地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而只有深入背景才有可能理解历史事件。[2]这也说明的史料丰富、全面的重要性。同时要重视对各种史料，包括内容上互相冲突的的史料的收集、鉴别和广泛地运用。因为“人们的社会活动不可能那么单纯”，在史料分析时不能刻意规避掉那些互相冲突的资料和观点，在重大现象研究中不能只进行概念的推理和演绎，否则就违背了“尊重历史事实”的基本原则。

二是不能忽略对社会基层和普罗大众的关注。很多社会科学研究学者尤其是历史研究学者往往只关注社会精英阶层，而忽略了对于草根阶层和更广泛存在的普通百姓生活、思想、行为样态的关注。针对历史研究存在的这一问题，有学者呼吁要将研究的目光适度分配给普罗大众，强调关注社会上下层的真实互动。有学者已经将其运用到了自己的研究中。例如台湾学者王汎森，他在自己的著作《思想是生活的一种方式》中就反复强调了这一观点。他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知识青年的内心的不安、困惑进行了精妙的解读，尤其指出这批出于家国危亡时期的青年人内心除了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