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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经典摘抄

一、关于科举制：

1.唐代开设了许多种类和性质不同的学校。除各州县分别设有学校外，在中央

者有六学二馆：二馆为弘文馆、祟文馆，所收生徒为皇族及最大显贵子弟，

等第最高；六学为国子、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前三者分别为

二、三品以上，五品以上，七品以上子弟入学之所，而后三者则分别为八品

以下，低级官僚子弟及庶人入学之所。学校的等级分得如此严格，而所学科

别，又分别按照“身分”需要，互为区别：七品以上，经典为重，八品以下，

技术为重。

2.学校教育及所习性质不同，显然会先天限制入学者的出路或前途，但对于这

种实质上的不平等，曾由几种形式上的平等规制将它冲淡了，模糊了。一切

人都须经过科举始得入仕，那无怪我们的历史家如钱穆先生一流，把科举作

为中国社会平等的表征。即无贵无贱无贫无富，都须经过考试，考试不因富

贵而保证其不失败，亦不因贫贱而阻碍其成功。

3.但我们把贫贱先天地限制着出身的较深一层的道理丢开不讲，史书上曾非常

明白的告诉我们，官人举士之法，历代并不限于科举。宋代对于科选异常重

视，且于科举制度之改革，贡献尤多，但“宋开国时，设官分职，尚有定数。

其后荐辟之广，恩荫之滥，杂流之猥，祠禄之多，日增月益，遂至不可纪极。”

（赵翼《二十二史箚记》宋冗官冗费）官从这些方面杂滥取得的多了，而从

科举入仕的就少了。其他不讲，仅恩荫一项，就多到了异常可怕的程度。依

宋任子制：一人入仕，其子孙亲族，俱可得官，官愈大，所荫愈多。甚有荫

及本宗以外之异姓，荫及门客、医生的。高宗时，中书舍人赵思诚曾力言恩

荫妨碍仕途之弊，谓“孤寒之士，留在选部，皆侍数年之阙。大率十年不得

一任。今亲祠之岁，侄子约四千人，是十年之后，增万二千员，科举取士不

与焉，将见寒士有三十年不调者矣。”（《文献通考》选举考七）

4.明、清两代在形式上，虽惩宋之弊，把恩荫的方式变和缓了，但明初荐举盛

行，此后亦杂流并用，清以科目、贡监、荫生为正途，荐举、捐纳、吏员为

异选。特别是捐纳一项，明有纳粟监之例，清自嘉道以后，内官自郎中，外

官自道府而下，皆可报捐。恩荫既行，不仅为变相世袭之继续，且还推恩于

贵者之亲故；而捐纳之设，又无异为富者大开方便之门。我国历史家讴歌之

“平等的社会”，原来如此！

5.一个把专制君主顶在头上，还需要各种封建势力来支撑场面的官僚社会，它

如何能允许真正选贤任能的考试制度！它又如何能允许全国的用人大权，都

交给旁人去执行！专制君主及其大臣们施行统治，没有用人的特殊权力，没

有任意拔擢人的特殊权力，就根本无法取得臣下的拥戴。任何人走上仕途；

如全凭考试，他们就不会对上峰表示特殊恩遇，这与以前经九品官人法安流

平进的人士，不肯“竭智尽心，以邀恩宠”一样。所以，任一施行科举制的

王朝，都必得为专制君主保留亲自钦定的制举方式，必得为其他大官僚保留

诠选、选授、衡鉴一类的拨用方式，所有这些，再加前述的荫补、捐纳，不

但会影响到科举的名额，并会多方限制已录取待任用及已录用待升迁者的做

官机会。一面倡言科举取士，一面又用种种方式抵消科举取士的作用，不是

非常矛盾么？

6.然而更矛盾的却在科举考试内容与科举制宣扬的选拔人材的目的，完全不相

符合。如其说科举及与其伴行的学校，在为了养成或鉴定从政文官，则学校

所习，科考所试，应针对其从政所需。笼统的经义，特别是以特种文字格式

讲经载道的八股，可以说是与实际政治毫无关系，而抒情言性，吟花弄月的

诗赋，更是相去十万八千里。这种离奇现象的解释，真如有些人所说，是由

于当时君主大臣们，都相信“半部论语可以治天下”，都相信经通一切皆通

么？不是的。清康熙颁贴各地学宫圣渝十六条中，有两条答复了这种疑问，

即：“隆学校以端士习”，“黜异端以崇正学”。

7.我们不否认科举制也希望能达到选贤任能的目的，但它的更大目的，却在于

把人的思想拘囚于一定范式中；在于使人的意志集中到一定目标上；在于以

形式平等的文化手段，模糊知识水准逐渐提高了的一般人士的种族或阶级意

识。如其说，它对于前一目的的达成，过于有限，但对于后一更大目的的成

就，就确不算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