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遣隋使与遣唐使

日本古称倭国。据《隋书·倭国传》记载，隋文帝开皇二十年

（600），倭王“遣使诣阙”。这是日本首次向隋朝派遣使节。当时，

隋王朝的京师在大兴（即唐朝时的长安城），东都洛阳尚未兴建，可

见遣隋使的“诣阙”是访问大兴城。自南朝宋顺帝升明二年（478）倭

王武向中国遣使上表之后，倭国与中国的交往经120余年的断绝，至

此又告恢复。但是，如下文所述，日本方面奉行新的外交政策，其君

主不再向中国皇帝称臣。《隋书·倭国传》又记大业三年（607），倭

王“遣使朝贡”。隋炀帝大业三年，相当于日本推古天皇十五年。据

《日本书纪》记载，此年七月三日，日本朝廷任命官居“大礼”的小

野妹子为使臣，以精通中国语的鞍作福利为通事（翻译官），率领使

节团再度访问隋王朝，正与上述《隋书·倭国传》的记载相合。据《隋

书》记载，隋炀帝于大业元年在洛阳汉魏故城之西营建新的都城，称

为东京，不久改称东都。又《隋书·炀帝纪》记载，自大业三年九月二

十三日至四年三月二十一日，炀帝不在京师大兴，而在东都洛阳。日

本朝廷任命小野妹子为使臣的时间虽在大业三年七月，但按常情判断，

其率使团自日本出发应迟在八月、九月，到达中国都城更应在十月以

后。因此，笔者始终认为率领第二次遣隋使团的小野妹子是在洛阳觐

见隋炀帝的。按照《隋书·倭国传》中的观点，小野妹子所呈倭王致隋

炀帝的国书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云云，充分体现了

日本方面采取新的所谓“对等外交”的国策。炀帝览国书不悦，但出

于对两国友好关系的重视，特派文林郎裴世清于大业四年三月随归国

的小野妹子回访，四月到达日本。据《日本书纪》记载，推古天皇十

六年（608）九月，小野妹子受命率第三次遣隋使节团随归国的裴世清

再访中国，推测于大业五年正月又在洛阳觐见隋炀帝。《隋书·炀帝纪》

记大业六年正月倭国遣使贡方物，“六年”应为“五年”之误，而大

业五年正月炀帝正在洛阳，下旬才回京师。按《日本书纪》所述，推

古天皇二十二年六月，日本朝廷派犬上御田锹率使团访隋，而于次年

九月归国，这便是日本的第四次遣隋使。《隋书·倭国传》记载，大业

三年小野妹子访问中国，偕“沙门数十人来学佛法”。《日本书纪》

又载，推古天皇十六年小野妹子再访中国，有倭汉直福因、奈罗译语

惠明、高向汉人玄理、新汉人大国等留学生及新汉人旻、南渊汉人请

安、志贺汉人惠隐、新汉人广齐等学问僧同行，并可推定推古二十二

年犬上御田锹访隋时亦有僧惠光、医惠日、僧灵云、胜鸟养、僧惠云

等随同前来。留学生为学者，学问僧的修学亦不仅限于佛教。他们在

中国留学，居留十数年，甚至有长达三十余年的，到中国唐代才归返

日本，由于多属所谓“汉人”、“新汉人”，懂得中国语文，善于在

中国学习，其对中国的政治制度、律令法规、宗教和文化事业等各方

面的知识都很渊博，故为日本朝廷所重用，对日本国家的治理和革新

起了很大的作用无论从中国或从日本的立场出发而言，日本的遣隋使

与此后的遣唐使是前后相连，关系紧密而不可分割的。可以说，遣唐

使是遣隋使的延续。

关于遣唐使派遣的次数，日本学术界则有各种说法，出入颇多。

兹稍作介绍如下：一般认为，日本的遣唐使共计20次，其中天平十八

年（746）、天平宝字五年（761）、天平宝字六年和宽平六年（894）

的4次于任命之后即告停止（也有人认为天平十八年的一次因记载不

明确而不得计入，从而使总数减为19次），未曾派遣，故实际上为16

次。然而，天智天皇六年（667）的一次是为陪送唐使司马法聪归返而

遣，其行程至朝鲜半岛西南部的百济（当时百济为唐朝军队所占领）

而止，未曾到达中国，故许多学者认为此次团队不能称为“遣唐使”，

乃使遣唐使的次数减为15次（7世纪6次，8世纪7次，9世纪2

次）。在15次遣唐使中，天智天皇四年（665）的一次和光仁天皇宝

龟十年（779）的一次是为陪送访日的唐朝使节返国而派遣，淳仁天皇

天平宝字三年的一次是为迎接因故久居中国的日本遣唐大使返国而派

遣，皆非正式的遣唐使，故可认定正式遣唐使的派遣为12次。在上述

12次正式的遣唐使中，7世纪的5次规模较小，乘船2艘，每艘各乘

约120人，合计240余人。8世纪的5次正式遣唐使规模大增，除文

武天皇大宝二年（702）的一次记载不明外，其余4次乘船皆为4艘，

人员总数可查的有为557人的（第8次），亦有为594人的（第9

次），每船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