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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历史在人文历史纪录片中的作用

作者：刘丹阳

来源：《传媒》2019年第15期

文/刘丹阳

从学科的角度看口述史学是近几十年来新兴的史学研究领域。但实际上，口述历史从发端到如今成为颇具规模的历史学科，其时间跨度几乎等同于整个人类文明。在尚未出现文字的上古时期，历史的记忆只能依靠祖先们的口口相传。有文字记载后，史学家们往往也要通过记录、搜集和整理访谈等口述资料的方式来还原重大历史事件和社会风俗风貌的本来面目，让史料更加丰富和完善。口述历史具有叙述性、社会性强等独特的优势。人文历史纪录片受其体裁与题材的影响，具有天然的“真实记录”的要求，口述历史对人文历史纪录片真实记录、叙事表达和情感表达等功能的发挥具有重要意义。

口述历史回溯

1948年，美国学者亚伦·内文斯（AllenNevins）在哥伦比亚大学建立了口述历史档案馆，这标志着现代意义上口述史学的诞生。正如杨雁斌在《口述史学百年透视》中所说，口述历史是“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新兴学科”。口述史是指由准备完善的访谈者，以笔录、录音或录影的方式，收集、整理口传记忆以及具有历史意义的观点的过程。如今，口述史作为学科已渐渐成熟，广泛影响了其他学科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学界普遍认为，与传统史学研究相比较而言，口述历史具有鲜明的叙述性，这是口述历史与生俱来的特质，它使历史研究更加活跃，还能够弥补历史数据的缺失。而其社会性的特征也使历史研究视角呈现出突破性转变，印证了“历史是人民大众的历史”这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口述历史的繁荣发展与传播媒介的不断革新有着密切的关系。口述资料记录的载体从文字到相片、音频、影像，其表现形式愈发生动。同时，口述历史的运用也在丰富着影视艺术的创作。近年来，口述历史元素在国内电视节目中呈逐渐活跃的态势，如中央电视台《大家》栏目、凤凰卫视的《口述历史》栏目以及北京卫视《转身》等。不难看出，口述历史与现代影视传播媒介的结合，给广大受众带来了耳目一新之感。在众多影视艺术体裁中，纪录片格外适合与口述历史达成“联姻”。从传播学的角度看，口述历史充分体现了大众传播中的人际传播特性；纪录片对于口述历史影像素材的采纳既成就了口述史学的研究，又有利于自身主题的实现；口述历史与纪录片还有着同样的价值追求——真实性与纪实性，这样的共同属性使二者的结合成为必然。

口述历史在人文历史纪录片中的三大作用

满足“真实记录”的要求。无论是纪录片还是人文历史题材，都具有天然的“真实记录”的要求，这是由其特性所决定的。运用口述历史这一叙述方式的纪录片，在涉及业已消逝在时间长河里的历史事件、历史场景、历史人物等影像时，能够通过借助资料汇编、当事人或历史学者口述、旁白、影像等方式再现场景，建立影像对事件和历史的“代言性叙述”，这样的叙述方式正契合了纪录片以“真实的纪录”为制作基础和道德原则的内在要求。口述历史通常由事件的亲历者或旁观者进行讲述和回忆，而他们的言辞本身就是历史事件的证据和证词，这无疑提升了影片的真实性和纪实性。

在纪录片中，口述者的口述内容通常以单人近景画面的自述访谈形式呈现出来，有时辅以与讲述内容相关的其他画面资料，与同期声进行信息上的配合补充。例如，在纪录片《我的抗战》中，解说承担了主题引领与推动的主要讲述工作，在讲述到关于抗战过程中的具体事件和细节的时候，口述者提供的信息对其进行了佐证和说明，使观众加深了对彼时所发生的历史事件的认识和理解，同时对历史的真实、客观与残酷有了更深的体会。该纪录片还经常选择多位事件亲历者来讲述同一个故事，如多名抗战老兵对某一个具体战役的回忆，这些多方的信息来源构成了一个足够可信的信息网，他们以不同的细节讲述逐渐为观众搭建起了抗战历史的全貌。因此，对口述历史元素的运用契合了人文历史类纪录片“真实记录”的基本要求，不失为人文历史类纪录片创作的成功尝试。

丰富叙事表达。纪录片的叙事通常从叙事视角、叙事结构、叙事语言等维度入手。一般来说，影片叙事层面的建构要依靠故事线索和角色设定等元素来完成。口述历史的介入为人文历史类纪录片的叙事视角、结构等的创新提供了更多可能。叙事视角是指叙述者从什么角度讲述故事。在传统的“画面+解说”模式纪录片中，叙事视角通常比较单一。叙事学关于语态方式的界定包括：异叙式，即叙述人位于事件和受众之外，是纯粹的第三者，是全知全能的；同叙式，即叙述人参与事件，但并非主要角色，处在事件发展的动态之中向受众叙述事件；自叙式，叙述人就是事件的主要角色。由此可见，以往模式简单的纪录片中，解说的身份就是“异叙”的视角，以完全剥离于事件和情景之外的姿态进行叙事。而口述历史元素兼有同叙和自叙的特点，口述者一定亲历了所讲述的事件，只不过身份可能是主要的当事人，也可能是次要的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