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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诸子百家之学与中国文化述论

(一)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曾提出过着名

的“轴心时代”理论。他认为，以公元前五

百年为中心从公元前八百年到公元

前二百年人类的精神基础同时地或独

立地在中国、印度、波斯、巴勒斯坦和希腊

开始奠定，而且直到今天人类仍然附着在这

种基础之上。他把这个时期称之为“轴心时

代”。美国当代社会学家帕森思则提出“哲

学的突破”观念。他认为，在公元前一千年

之内，希腊、以色列、印度和中国四大文明

古国都曾先后各不相谋而方式各异地经历

了一个“哲学的突破”的阶段。所谓“哲学

的突破”，就是时人对构成人类之宇亩的本

质发生了一种理性的认识，而这种认识所达

到后了层次之高乃是从未有过的，人类精神

的文化基础由此而得以奠定。对于中国来说，

雅斯贝尔斯所谓“轴心时代”就是春秋战

国时期。这时期日益普遍出现的“礼崩乐坏”

现象标志着传统的“封建”社会秩序解体

了，章学诚所谓古代王师政教合一的古代

“王官之学”不再能统一、整合、规范人们

的思想与行为。与“政出多门”的社会现实

相适应，思想文化领域涌生了一代又一代的

新型“士”人，出现了《庄子·天下篇》所

述的古之“无乎不在”的“道术”分散为

诸子百家的现象。诸子百家以其各自不同的

方式实现了帕森思所谓“哲学的突破”，他

们的学说思想奠定了中华民族精神的文化

基础。时至今日，诸子百家的学说思想仍具

价值，能给我们以多方面的重要启迪。诸子

兴起与百家争鸣“士”本处于西周宗法制

度下统治阶级的最底层，春秋、战国之世

“礼崩乐坏”的社会秩序大改组，将之从沉

重的宗法制枷锁中解脱出来，在社会身份上

获得独立的地位，成为一个独立的、拥有专

门文化知识并以脑力劳动为特点的社会阶

层。士阶层中，群英荟萃。其间，有思想家

孔丘、老聃、庄周、墨翟、孟轲、邹衍、荀

况……他们深邃的哲理思考表明这时的中

国人对构成人类之宇亩的本质已经有了理

性的认识，他们的智慧之光不仅作用于当时，

而且永远照耀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历程；又有

政治家管仲、晏婴、子产、商鞅，军事家吴

起、白起、孙武、孙膑，外交家苏秦、张仪、

蔺相如，教育家少正卯、孔丘、邓析，史学

家左丘明，文学家庄周、屈原、宋玉，论辩

家惠施、公孙龙，还有医学家扁鹊，农学家

许行，水利学家李冰、郑国，天文学家甘德、

石申，……他们多方面的成就辉耀千古。春

秋战国时期，作为政治智囊、军事参议、外

交使节、思想精英、文教师长而活跃于天地

翻覆的历史舞台上的士，在推动社会前进的

同时，表现出自己强烈的独立意志，形成了

自己鲜明的群体人格。如其具有博大胸怀与

高远志向，“志于道”的儒家倡言“士不可

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士而怀居，不

足以为士矣”，自不待说，道、墨、法、阴

阳“诸子纷纷则已言道矣，……皆自以为至

极，而思以其道易天下者也”。由是观之，

孟子所谓“万物皆备于我矣”、“天将降大

任于斯人也”绝非迂腐书生的口出狂言，而

应看作士群体博大胸怀与高远志向的自白。

正是在文化知识广泛传播、士阶层队伍不断

扩大并发生着日益重要影响的过程中，逐渐

形成发展起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局面。如

墨子出入儒门而别创一宗，其学与儒学针锋

相对：儒家主“尊尊”，他就倡“兼爱”；

儒家重“义”，他就尚“利”；儒家讲究礼

乐文饰，他就宣扬“非礼”“非乐”；……

于是，在春秋、战国之际便出现了孔子、墨

子相继而起，“孔、墨之弟子徒属，充满天

下，皆以仁义之术教导于天下”的现象。儒、

墨两家纷争不已，“有儒、墨之是非，以是

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成为“世之显学”。

并且，在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过程中，还

出现了一些学术中心，如各派的着名学者都

汇聚于齐国稷下学宫，聚徒讲学，着书立说，

“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邹衍、淳于髡、

田骄、接子、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

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稷下

学士复盛，且数百人”。“齐宣王褒儒尊学，

孟轲、淳于髡之徒，受上大夫之禄，不任职

而论国事。盖齐稷下先生，千有余人”。“诸

子百家”、“百家争鸣”，是我们描述先秦

时期思想界的状况时，最习惯的用语。但是

在运用它时，很少有人会去质疑：到底有哪

“百家”？在当前思想史的研究、写作中，

司马谈的“六家”、刘向歆父子的“九流十

家”，是真正用来描述、把握先秦时期思想

界的基础“话语”。不过，中国哲学史的开

山者胡适，曾经反对这种做法，其后，任继

愈有《先秦哲学无“六家”》之文，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