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1年辅导员大会上的主题发言.docxVIP

辅导员制度不仅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途径，也是培养干部和高素质人才的重要方式。正如南翔同志所说的，一个人年轻时担任一些政治工作，树立正确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对今后一生的工作都会有好处。我切身体会到“辅导员是有出息的工作”，这个出息不仅体现在工作的重要性和自身得到锻炼上，而且体现在受到学校的重视上。当年南翔同志常常给辅导员政治学习开小灶、吃偏饭，有人认为他偏心，他说：“我就是偏爱那些又红又专、业务好、政治上也好的人，这种偏爱是从党的利益出发的。”我在精仪系主持工作时，最先一批公派出国的青年教师都是品学兼优的辅导员。现在，学校对辅导员的使用和培养依然很重视，譬如为辅导员提供全面发展支持，包括海外实践、海外研修、紫荆学者计划等学术支持以及就业发展支持等等。

尽管“文革”后，我不再做辅导员了，但是做一个清华大学的教师和党的干部，同做辅导员的工作仍然有本质的关联。习近平同志在考察清华时说，“教师要成为大先生，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示范，促进学生成长为全面发展的人。”改革开放以来，我在肩负教学科研工作的同时，先后担任过精仪系教务科长、教学副系主任、系党委书记、学校党委副书记以及现在的关工委副主任等职位，这些都离不开“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示范，促进学生成长为全面发展的人”，这是学校的根本任务和教师的天职。在实践中我越来越认识到成为一个称职的“大先生”的重要性，我想这也是在座的每一位老师和辅导员的目标，大家都是在做有出息的事业。辅导员身处学生工作的第一线，是在做立德树人的基础工作，更是一项有出息的事业。具有高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是做好这项关系“国之大者”工作的前提和基础。

谈到使命感和责任感，我们一定要牢记加入党组织的初心，努力提高政治站位和政治自觉。记得我年轻时阅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曾深深地为保尔?柯察金在烈士墓前的一段话所打动：“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一个人的生命应该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这段话我和许多青年人都引为座右铭。马克思主义在推进人类解放的壮丽事业中，把建立美好社会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联系在一起，两者都是教育的终极目标，我们做辅导员、成为“大先生”就是为这个目标而奋斗。我还记得保尔说过：“人生最美好的，就是在你停止生存时，也还能以你所创造的一切为人们服务。”这句话至今仍然激励着我，在退休后，我仍然尝试着以自己所创造的成果影响后来者。今天送给受表彰者的新著《飞鸿印雪：大学之道寻踪》，就是我希望能够为后来者服务的一个行动。习近平同志说：“我将无我，不负人民。我愿意做到一个‘无我’的状态，为中国的发展奉献自己。”这是我们应该努力达到的高境界。

总体看，我们的辅导员队伍是优秀的，大家热爱辅导员工作，各院系党委和学生对于辅导员工作给予高度评价。当然，我们的工作仍然有进一步提高的空间。怎样做个称职的辅导员，乃至“大先生”，除了自觉的使命感责任感，还要深入认识和实践“又红又专，全面发展”。关于“又红又专”，以往有人认同于政治和业务双肩挑，我想光是这样还不够，红与专常常是不能分离的，无论是做政治工作还是做业务工作，都要端正方向，把握规律，都要成为内行，追求卓越。1978年6月，邓小平同志在听取清华大学情况汇报时指出：“办学校，要按照学校工作的规律办，要按照教育的规律办”“在学校工作的干部，本身要懂行，最主要的经验是这个。清华过去从高年级学生和青年教师中选出人兼做政治工作，经过若干年的培养形成了一支又红又专的政治工作队伍，这个经验好。”90年代，我这个地地道道的“工科男”要负责清华文科的恢复发展工作，在巨大的挑战面前，我注意做好三点：一是依靠领导集体；二是向能人请教；三是刻苦学习。当时，每天凌晨雷打不动1到1个半小时读书，特别是读文科大师们的书，以提高对文科规律性的认识。基本规避了“外行领导内行”，保障了决策的科学性。所以，要做好辅导员工作，不仅需要处理好政治业务双肩挑，拿得起放得下，还要努力学习，把握规律，成为内行。

还有一个体会就是，要努力提高文化自觉，特别是哲学自觉。习近平同志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而文化自信的前提是文化自觉，是对生活在其中的文化的形成、特点和走向有自知之明。我们一定要下功夫了解国家和学校的文化，提高继承和发展学校优秀文化的自觉。同时，要下功夫提高哲学自觉，马克思说：“哲学是文化活的灵魂。”所以哲学自觉是文化自觉的最高境界。蒋南翔同志特别重视引导师生学哲学、用哲学，五六十年代的校友常说在清华最大的收益是提高了哲学思维能力；习近平同志一再强调“学哲学，用哲学，是我们党的一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