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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业与作诗——元初停止科举与江南作诗热的勃兴

[日]奥野新太郎撰陈艳译

一、引言

元代著名文人欧阳玄（1273-1358）曾在《李宏谟诗序》中说：

宋迄，科举废，士多学诗。而前五十年所传士大夫诗，多未脱时文故习。圣元科诏颁，

士亦未尝废诗学，而诗皆趋于雅正。旧谓举子诗易似时文，正未然也。（《圭斋文集》卷八，

四部丛刊初编）

该文所谓“宋迄，科举废，士多学诗”的情形，虽然主要就江南而言，但实际上已有将

元初士子学诗的盛况与废止科举的背景联系在一起的意味。类似的说法还有“于是废科举十

二年矣，而诗愈昌”（刘辰翁《须溪集》卷六《程楚翁诗序》），“场屋既废，为诗者乃更加多”

（牟巘《潜斋集》卷十《唐月心诗序》），“近世学者废举子业，好尚为诗”（何梦桂《潜斋集》

卷十《王石涧临清诗稿跋》）等。刘壎（1240-1319）甚至说：“今幸科目废，时文无用，是

殆天赐读书岁月矣。”（《水云村稿》卷十一《答友人论时文书》）认为诗文之外，暂停科举对

为学而言也是一种幸运。元人的这种看法该如何理解呢？我们有必要首先厘清其时科举及诗

歌的关系，方可明暸其中的真意。

蒙古于1234年灭金，1276年灭南宋。其后北方大约八十年，南方大约四十年间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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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过科举考试，直到仁宗朝才下诏重开科举。在中国古代承担着重要社会使命的科举制

度创始于隋代，终结于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这期间元代是唯一长期停止科举的时段。

从科举制度给予文学的影响来看，元代也是一个特殊的时代。前人已有很多关于元代科举与

文学关系的论述，例如由于停止科举，文人仕途无望，只好将压抑的精力发泄到杂剧的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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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关于排除在科举之外的诗歌，日本吉川幸次郎曾在《元明诗概说》中指出：

十二世纪末蒙古的征服，与其说是打击了，还不如说是推动了这种趋势（引者注：市民

诗歌的盛况）。首先“科举”的停止，这是宣告对汉人参与政治的抑制。我以为可以从两个

方面去探求市民们精力和愤懑的发泄口。都市商业发达的地方（引者注：南方地区），可以

朝商业方面活动，这是一个发泄口；另一个重要的方向就是文学，特别是诗歌。同样的现象

也出现在十三世纪前半叶，金朝覆灭后的北方地区。在那里，失业的文人从事全新文学样式

——戏曲的创作，产生了以关汉卿、马致远、白仁甫等为代表的“杂剧”作家，最先出现了

中国虚构文学的盛况。这正如我曾在《元杂剧研究》（岩波书店）中详细说明过的那样。但

是南方的情况有所不同，相对于北方，这里文学传统的根基更为深厚，异于传统的虚构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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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立即出现，文人会首先将精力投向诗歌。

根据吉川幸次郎的说法，元代文人是因为科举停止而无法参与政治，才寻求诗歌作为发

泄愤懑的出口。而查洪德则认为：

南方诗坛的繁荣，除了社会政治的因素外，文化方面的影响也不可忽视的，这一时期对

理学文学观的批判和科举的废止，带来了诗文观念的变革和诗文创作的大解放。（查洪德：

《理学背景下的元代文论与诗文》，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5页）

他指出除了对视诗歌为“末技”的道学反拨外，科举的停止还带来了诗文创作的“解放”。

为了验证诸如“精力和愤懑的发泄口”、“解放”这样一些说法，我们必须弄清科举和诗歌的

关系，或者更确切地说，科举的停止对于元代诗歌究竟有怎样的意义？接下来本文将先探讨

文章开头所引元人的有关看法。

二、科举的停止与重开——以诗赋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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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朝灭亡之后，太宗窝阔台于1238年进行了戊戌选试，但并未作为常例确立下来。

其后在元朝历代有关科举的讨论不绝如缕，但一直要到元仁宗时才正式重新开科。据《元史

选举志》记载：

至仁宗皇庆二年（1313）十月，中书省臣奏：“科举事，世祖、裕宗累尝命行，成宗、

武宗寻亦有旨，今不以闻，恐或有沮其事者。夫取士之法，经学实修己治人之道，词赋乃摛

章绘句之学，自隋、唐以来，取人专尚词赋，故士习浮华。今臣等所拟将律赋、省题诗、小

义皆不用，专立德行明经科，以此取士，庶可得人。”帝然之。（卷八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