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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中国影像化创作

作者：彭璐娇胡丹

来源：《电影评介》2021年第09期

导演李少红执导的电影《血色清晨》重写“魔幻现实主义大师”马尔克斯的代表作《一桩事

先张扬的凶杀案》（Crónicadeunamuerteanunciada），开创了其作品在中国跨文化改编的艺

术先河。该电影在现实主义悲剧基调和艺术框架的基础上，重现了原著的文学价值与精神内

涵。同时，影片在叙述技巧、人物设置和文化观念等方面进行了位移，实现了“本土化”的思想

开拓与艺术创新，成为东西方文化互动与文化符号转换的成功范例。

一、魔幻现实主义与中国乡村题材电影的渊源

在文化全球化的语境下，将国外名著改编为中国电影逐渐成为一种“时髦”，从早期的《血

色清晨》《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夜宴》到近年的《嫌疑人X的献身》《解忧杂货店》

等。李少红导演执导的《血色清晨》是改革开放后第一部被国内外普遍认可的跨文化改编佳

作，学者戴锦华将其誉为“中国电影的代表杰作之一，一份历史的、冰川擦痕式的社会档

案”[1]，它给中国电影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例。中篇小说《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是20世纪

文学大师马尔克斯的经典代表作之一。中国导演李少红1990年根据该小说，拍摄了电影《血

色清晨》，該片于1992年获得法国第14届南特三洲电影节最佳影片金球奖。全球众多知名导

演通过画面美学解构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使其在多个国家具有广泛影响。

虽然电影《血色清晨》的故事背景从南美小镇移植到了中国闭塞的山西农村，故事主题与

主要人物的身份设置均发生了位移，但该电影的现实主义悲剧基调和原文本的艺术内涵基本契

合。影片的框架被本土化为中国的乡村题材电影，借由一桩谋杀案的调查过程，围绕红杏是否

“失贞”、明光是否有罪等故事虚假悬念，揭露中国农村包办婚姻、重男轻女和集体逃避心理等

一系列社会病症，绘制出一幅历史文化分岔路口的中国现实乡村生活画卷。雅各布·卢特曾

说：“将文学作品改编为电影艺术时，除了做文学媒介与视觉媒介之间的一系列相关转换之

外，还需在源文本的诸多元素中做出选择，并非所有的元素都能进入电影。”[2]李少红导演在

尊重原文本艺术精髓的基础上，选择了“中国元素”植入电影，进行了“本土化”的再创造，因此

赢得了国内外观众一致的文化认同与心理接受。

以张艺谋、李少红为代表的中国第五代导演们从20世纪80年代后兴起的中国“乡土文学”

中汲取艺术灵感，通过光影美学书写中国乡村，反思文化与制度的困境，将土地、民俗、神

话、传统、生殖等乡村世界完整的经验系统与现代文明的冲击进行全景式的再现，成为中国民

族类型电影的重要标识。学者腾威认为：“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拉美社会经历着急剧的

现代化变迁，现代文明与传统社会的意识形态产生强烈冲击，拉美作家们借重本土文化资源，

以其独具民族风味的现代文学勾勒出拉美社会现实图景，获得了世界文学的广泛认可。”[3]拉

美文学的创作成功给20世纪80年代后的中国文学及电影提供了一条在全球文化体系中获得认

可的路径，即本土元素和西方现代主义的融合。广袤的乡村无疑成为展现中国社会浓缩精髓与

变迁的最佳场景。小说《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对群体与个体关系的洞悉与反思是人类社会

发展的共同命题。因妹妹新婚之夜“未见红”被退婚，两个哥哥选择为家族名誉报仇，整个行为

冲突过程构成小说情节发展的主线。选择为荣誉抗争、家族荣誉大于一切的传统思想与中国乡

村现实的伦理秩序产生了交集。“家族脸面”凌驾于现代社会法律之上，封建积习对底层女性的

残害也是中国乡村题材电影中常见的叙事母题。

二、叙事聚焦与人物形象的“在地化”位移

琳达·哈钦在《改编的理论》中论述道：“在跨媒体以及跨类别的改编中，主题、人物角

色、故事的节奏和叙事的视角均可成为改编的对象。”[4]导演李少红对小说的改编保留了原文

本的“元叙事”手法，但对主题故事以及中心人物制造了明显的位移，运用“在地化”

（Localization）的叙事元素，重构角色背景及人物关系，实现文化流动中的转换建构，呈现具

有东方价值观的艺术作品，这成为影片成功的关键要素。学者米克·巴尔认为：“聚焦分为内在

式和外在式聚焦。当聚焦与一个参与到素材中的行为者结合时，称为内‘在式聚焦’。而聚焦与

一个处于素材之外的行为者结合时，称为外‘在式聚焦’。”[5]电影中“我”的身份被移植成为侦

办此案件的调查员，并非小说里凶杀案的亲历者之一。叙述者角度由“内在式聚焦”向“外在式

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