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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隐诗文中的历史叙事

罗隐诗文中有很多可视为独特的历史文本，这些历史文本虽然是简化的，但

它颠覆了人们的历史常识，呈现出了一幅幅独特而奇异的历史图景。它们与经典

的历史叙事大为不同，这是因为它们叙事的角度变化了，对历史的阐释改变了。

同时，罗隐的历史叙事有着鲜明的批判性、讽刺性和浓烈的抒情性。

唐末作家罗隐并不是史学家，也没有专门的历史著作，但他与中晚唐其他诗

人一样，对历史题材兴趣很浓，他的《谗书》现存58篇杂文，就有35篇涉及历

史内容，而这些史事在其《甲乙集》中多得以重现或呼应[1]。从历史叙事的视

角来阅读罗隐的这类作品，我们的理解会得到加深，并领略到一种特殊的文化风

景。

一、异样的历史文本

中国文化有很强的历史叙事冲动，因此，中国文化元典中，历史著作蔚为大

观，而随着经学语境的确立，历史文本中所呈现的面貌逐渐刻板化，重读历史、

改写历史显得异常困难。但是，我们在读《罗隐集》时，却注意到罗隐笔下的历

史总呈现出别样乃至是怪异的面貌。它们涉及到的历史故事、历史人物，虽都是

历来被人乐道的，并不生僻，而一经罗隐的叙述，立即闪现出异样的色调。

这种异样感有时呈现为简笔漫画般的样态。也许是缺少著史的实际训练，也

许是因杂文文体的约束，罗隐《谗书》中的历史文本通常为百字左右，没有情节、

没有过程，寥寥数笔，引出问题或点明意图就结束，部分篇章呈现出简笔漫画的

样态，读惯了史家的史著，这些文本自然令人觉得异样。如吴越争霸故事中吴国

败亡的一段，在《左传》和《史记·吴太伯世家》中都非常精彩，完整的历史过

程得到生动而立体的叙述，这是史家浓墨重彩的篇章。而罗隐《吴宫遗事》一文，

则略去左、迁之已详，凭空虚拟了“筑台于姑苏之左”，“视之以伍员”，“俾盧以

代”的小故事，通过几句对话，就勾勒出夫差、伯盧、伍子胥的形象，仿佛一篇

微型小说，又如同只剩性格而无背景的漫画。这个文本是简化而夸张的，而其历

史内涵却格外清晰，当然也特别可笑。

显然，《吴宫遗事》是因历史细节的虚拟、简化、夸张，而显出陌生化的效

果。而《迷楼赋》却因其侧影画的叙事策略，同样让人产生异样的新奇感。此文

的主人公是隋炀帝。经过《隋书》和唐代读者的接受，隋炀帝几乎成为荒淫昏君

的样板、“贯盈恶稔”的符号，“普天之下，莫匪仇雠，左右之人，皆为敌国”[2](P96)，

便是人们对他的刻板化认识，这仿佛是解读隋朝历史最简单而最有效的一把钥

匙，于是，隋朝的一切问题都必归因于此。罗隐的《迷楼赋》却描述了一个“旁

不通于日月，外不见乎天地”，“君王欲问乎百姓，曰百姓有相；君王欲问乎四方，

曰四方有将”的“迷楼”，点出“吾意隋炀帝非迷于楼，而人迷炀帝于此”的新解，

隋炀帝的形象和隋史的面貌立即被刷新。其实，罗隐的认识可征之于有关文献，

隋炀帝“偏有所信”、“释法度而任耳目”，最终“为狡黠者所欺”的一面[3](P33)，并

非隐情。只是在唐代的隋史语境中，逐渐被遮蔽了而已，以致罗隐所画出的这道

侧影，倒显得陌生了。

罗隐的历史文本最特异之处在于颠覆了人们的历史常识。中国的历史叙事很

早就有一套公认的撰述原则，历史叙事中所赋予的“微言大义”也有一套标准，因

此，中国的历史文本往往比较稳定，这便构成一般人的历史常识。读罗隐的时候，

我们却发现他不太遵守常规。《越妇言》中，罗隐写的越妇即朱买臣发妻。此人

在《汉书》和历代文人笔下(如李白《南陵别儿童入京》)，长期是配角，是被批

评的嫌贫爱富的俗人。罗隐在此文中却让她成为主角，使之成为血性之人。相反，

朱买臣倒成了陪衬者，成为集矢之的，饥寒勤苦时，他高谈“匡国致君”、“安民

济物”，富贵后，“而向所言者，蔑然无闻”，终于使发妻感到羞辱，“闭气而死”。

角色的错位，形象的刷新，使本文显得特别新奇。这类篇章，在《罗隐集》中非

常多，如早已作为历史常识的上古人物，尧、舜、禹都是圣人，丹朱、商均则是

不肖者，夏之癸、商之辛则简直是暴君、昏君的代名词，可是《三帝所长》、《子

高之让》却对大禹极为不敬，《丹商非不肖》、《救夏商二帝》两文则完全颠覆了

我们的常识。

按照新历史主义批评的看法，历史不过是一种叙事，一种文本。因为历史之

为历史，在于其“不再是可以直接观察到的事件”，而只能表现为“被描述出来”的

形态，因此，“后来对这些事件提供的分析或解释，不论是自然逻辑推理的还是

叙事主义的，永远都是对先前描述出来的事件的分析或解释。”[4](P499-500)然

而，罗隐不太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