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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管理创新是我党面临的新课题

目前中国的社会问题明显增多，这是一个我们不用去否认的事实。为何会如此？有人说这是部分党员干部不作为、甚至乱作为所导致的。固然我们的党员干部在加强社会管理方面确实存在很多问题，甚至有些问题还是比较严重的。但是据此就把社会问题丛生的责任全部推给党员干部是不公平的。其实，一个社会的社会问题出现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社会发展与社会治理不同步导致的一种客观存在。胡锦涛总书记在专题班上说“我国社会管理领域存在的问题，是社会发展水平和阶段性特征的集中体现”。从年初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班以“社会管理创新”为主题到“两会”上“社会管理创新”议案提案被高度聚焦，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社会建设与管理的新征程，中国社会踏上了新的“赶考”之路。

一、当前经济社会的阶段性特征

当前经济社会形势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政治保持总体稳定、社会问题多发凸显。

（一）经济结构处于历史转型期。

一是人口红利减弱。人口学研究表明，到了七十年代中期，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增速超过总人口增速，抚养比开始显著下降，人口红利开始形成。估计人口红利对1982年至2000年期间人均GDP增长率的贡献为26.18%。

但是，2000年以来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开始放缓，过去十年平均每年增长率约为1.3%。《联合国人口展望》预计到2015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达到峰值，在此之后的十年停止增长，从2025年开始转为负增长。虽然未来十几年中劳动年龄人口仍维持在峰值水平，但由于老龄人口的增长，抚养比在2015年就出现拐点开始上升。社科院研究认为，中国人口红利在2009年已经达到最高获利点，此后老年人口负担逐步加重，并且呈累进式加重趋势。有西方学者甚至断言中国将“未富先老”。

二是全球化红利透支。冷战结束后，全球化进程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彻底改写了世界经济的版图。美国将传统的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中的生产制造环节，甚至部分低端服务业大规模向外转移，特别是有资源优势、成本优势、市场潜力和产业配套能力强的新兴市场地区。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被不断地纳入由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所主导的全球分工体系和生产链条中。

中国无疑是全球化进程的受益者，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正赶上了全球产业与贸易分工体系重组的浪潮。与此同时，世界经济发展的格局日益呈现出一种失衡的状况。在这种不平衡之中，中国处于新兴经济体的最极端，通过贸易顺差积累了巨额的外汇储备，同时将外汇储备投资于发达经济体的国债；而美国则处于发达经济体的最极端，依靠借贷来消费新兴经济体的出口产品，积累了巨额的债务。

2008年的金融危机和随后的全球经济衰退暴露了世界经济失衡的问题。当然，此轮经济全球化出现失衡，并不意味着全球化的终结，经过再平衡后将会迎来新一轮的更加均衡的经济全球化。

全球经济面临再平衡、外部市场需求的结构性调整无疑会使得中国过分依赖出口的增长模式面临挑战。做一个粗略的计算，当美国的私人

题。像前段时间出现的农民工因讨薪而自焚跳楼、土地拆迁中的暴力争端等等社会性事件，背后其实都是阶层利益在冲突。如何在新的形势下整合和协调好各阶层的利益，形成既充满活力又和谐相处的秩序，成为社会管理的重要任务。二是城乡结构的变化。先后有2亿多农民离开耕作的土地和生活的村庄，转变为从事第二、第三产业的工人，而新生代农民工更加渴望过上不同于父辈的生活。以衣食住行等基本需求的生存型阶段，进入到人的自身发展为主要目标的发展型新阶段。由此，生存型消费比例明显减少，发展型消费比例明显上升。发展型消费主要体现在教育、医疗、文化、环境等。我们每个人也可以算一下，一二十年前，自己家庭用于发展型消费的支出比例是多少。总的来说，这些年家庭用于发展型消费的年均支出，大概等于90年代中期三年的消费支出总和。发展型消费需求更多地体现人的本质性需求。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确实需要转变发展观念，以人为本，而不是以物为本，不能再延续以往的见物不见人的发展方式。例如富士康员工的跳楼自杀事件，社会上对此进行了各种分析。这不是一个企业的事情，它反映了当前我们社会管理全面滞后于社会发展的深层次问题。三是收入分配结构的变化。衡量收入分配均等化程度的基尼系数逐步攀升，城乡、区域和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一些分配不公现象引起群众不满。如何调整收入分配结构、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建立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秩序，成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需要解决的深层问题。四是人口结构和家庭结构的变化。我国几千年来家庭代际的金字塔结构，在城市里随着独生子女家庭的增多，开始出现倒金字塔家庭结构，社会流动的加强和代际关系的转变使城乡家庭小型化、居住人少化趋势明显，很多过去可以由家庭和代际帮助解决的问题如养老、单亲抚养、疾病照顾等逐渐成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