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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知录》三则翻译译文

1、《日知录》三则翻译译文

《日知录》三则翻译

文须有益于天下

文章不能在天地之间断绝，是因为它可以阐明道理、记述政事、体察百姓困苦、乐于称道别人的善行啊。像这样，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多一篇，就多一篇的好处啊。如果涉及那些怪异、斗狠、悖乱、鬼神之事，写无从查考的话，抄袭别人的观点，作奉承谄媚的文字，像这样，对自己有害，对别人无益，多一篇，就多一篇的祸害啊。

著书之难

子书除《孟子》《荀子》以外，像《老子》《庄子》《管子》《商君书》《申子》《韩非子》，都自成一家之言。至于《吕氏春秋》《淮南子》，则不能自成体系了，所以选取诸子的言论，汇集成书，这是子书的一大变化啊。今人的作品，(观点)一一都出于自己之手，必然不是很多，大抵是像《吕氏春秋》《淮南子》之类(汇编而成)的。若一定是古人未触及的，后代不可缺少的，然后才著述，也许才能流传下来吧?宋朝人的著作如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马端临的《文献通考》，都是用一生精力完成的，才成为后世不可或缺的书。然而这些书中小的差错和遗漏，还是不能避免。像后人的书，越多错漏就越多，(著述)越快就越不能流传。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们把写书看得太容易，而急于追求声名的缘故啊。

文人之多

唐、宋以后，文人何其多啊!固然有不懂经学，不通古今，而自以为是文人的啊。韩愈《符读书城南》有诗句说：“文章谁说不贵重，解说经义是根本。雨水横流无根源，早晨满地夕已尽。为人不通古与今，如同马牛披衣襟。行事立身陷不义，何能希望多名誉。”而宋朝的刘挚训诫子孙，常说：“读书人应当以器量见识为先，一旦有了‘文人’的称号，这个人就没有值得称赏的地方了。”如此来看以“文人”身分在世上出名，哪里值得称道呢!这就是扬雄所说的“拾取我的文辞而不研究我的义理”啊。黄庭坚说：“几十年来，先生君子只是用文章提拔奖掖后学，所以华而不实。”本朝嘉靖年间以来，也有这样的风气。而陆深记载的刘健告诫庶吉士们的话，李梦阳对此大为不平。

《宋史》说，欧阳修与学人晤谈，不曾涉及文章，只是谈吏政，认为文章只能滋润身心，政事可以惠及百姓。

2、王安石《读《江南录》》原文及翻译译文

王安石《读《江南录》》原文及翻译王安石

原文：

故散骑常侍徐公铉奉太宗命撰《江南录》，至李氏亡国之际，不言其君之过，但以历数①存亡论之。虽有愧于实录，其于《春秋》之义②，箕子之说③，徐氏录为得焉。

然吾闻国之将亡必有大恶，恶者无大于杀忠臣。国君无道，不杀忠臣，虽不至于治，亦不至于亡。纣为君，至暴矣，武王观兵于孟津，诸侯请伐纣，武王曰：“未可。”及闻其杀王子比干，然后知其将亡也，一举而胜焉。季梁在随，随人虽乱，楚人不敢加兵。虞以不用宫之奇之言，晋人始有纳璧假道之谋④。然则忠臣国之与也，存与之存，亡与之亡。

予自为儿童时，已闻金陵臣潘佑以直言见杀，当时京师因举兵来伐，数以杀忠臣之罪。及得佑所上谏李氏表观之，词意质直，忠臣之言。予诸父中旧多为江南官者，其言金陵事颇详，闻佑所以死则信。然则李氏之亡，不徒然也。

今观徐氏录言佑死，颇以妖妄，与予旧所闻者甚不类。不止于佑，其它所诛者，皆以罪戾，何也?予甚怪焉。若以商纣及随、虞二君论之，则李氏亡国之君，必有滥诛，吾知佑之死信为无罪，是乃徐氏匿之耳。

何以知其然?吾以情得之。大凡毁生于嫉，嫉生于不胜，此人之情也。吾闻铉与佑皆李氏臣，而俱称有文学，十余年争名于朝廷间。当李氏之危也，佑能切谏，铉独无一说，以佑见诛，铉又不能力诤，卒使其君有杀忠臣之名，践亡国之祸，皆铉之由也。铉惧此过，而又耻其善不及于佑，故匿其忠而污以它罪。以佑观之，其它所诛者又可知矣。噫!若果有此，吾谓铉不惟厚诬忠臣，其欺吾君不亦甚乎!

【注】①历数：指帝王继承的次序。古代迷信说法，认为帝位相承和天象运行次序相应。②《春秋》之义：臣子为君亲讳，礼也。③箕子之说：周武王灭商后，问商纣王的叔叔箕子商灭亡原因，箕子不讲商的恶，只讲存亡之理。④晋国向虞国借道讨伐虢国，宫之奇劝谏，虞君不听，为晋回军时所灭。

译文：

已故的散骑常侍徐铉奉(宋)太宗的命令撰写《江南录》，当写到李煜亡国的时候，他不谈君主的过错，只按历代存亡的旧例来谈论这件事。这虽然愧于实录，但在(遵守)《春秋》臣不言君过之大义上，徐氏的写法算是恰当的。

但我听说国家将要灭亡时，(国君)一定有大的恶行，恶行没有比杀害忠臣更大的。国君即使无道，但如果不杀害忠臣，(那么)虽然不会得到大治，但也不至于亡国。商纣王做国君，残暴到了极点。周武王在孟津巡视军队时，诸侯都请他去讨伐纣王，武王说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