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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外阅读】《左传》中的廉政思想

《左传》是记录春秋时期社会状况的重要典籍。它在详述历史的同时，表达

了鲜明的政治与道德倾向。《左传》强调了儒家的等级秩序与宗法伦理，体现出

“民本”思想，同时通过人物沉浮、国家兴亡的历史故事，讲述了廉能兴国、贪

则亡身的道理，较好发挥了史书的教化劝诫功能。

争权夺利误国害政

《左传》认为，贪婪的人掌权，必然会不择手段攫取私利，危害国家，贻误

事业。春秋初期的郑国是个强国，郑庄公去世时，留下了一套很强的“班子”。

王子忽（郑昭公）、突（郑厉公）有治国之才，大臣祭仲、高渠弥有辅政之能。

然而，由于突不甘为臣，争夺君位，高渠弥又弑君作乱，导致政局动荡，内乱不

止，郑国迅速由盛转衰。由此可见，治国理政，能力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坚守

本职，服从大局，甚至甘愿作出牺牲。如果事事强调个人利益，或怀有非分之想，

迟早会误国害政。

晋国，春秋时期的北方霸主。晋襄公死后，赵盾开始专权，他先是通过拥立

国君一事排除异己，后又借拥立晋成公的机会，提拔自己家族的子弟。这种不良

风气在晋国蔓延开来，朝廷上下一门心思争权夺利，几乎无人再专心理政。最终，

韩赵魏三国分晋，晋国灭亡。《左传》借董狐之笔直书“赵盾弑其君”，不仅揭

露赵盾专政擅权的罪行，还饱含对中原霸业衰落的愤慨之情。

春秋时期，像郑国、晋国这样成就了霸业又迅速衰落的例子很多，究其原因，

在于后来者不能励精图治，争权夺利导致国家混乱、政权旁落。

贪图享受人亡政息

贪婪者不仅误国害政，更会祸及自身，严重的因此丢掉性命。楚共王在位时，

子反因与申公巫臣争夺夏姬失败，便杀了他的全家，申公巫臣一怒之下出走吴国，

给吴国带去最先进的武器和战法，自此吴国一天天强大起来，成为楚国的心腹大

患。楚平王时，费无极为了获得楚王宠信，杀死伍子胥的父亲和兄长，导致伍子

胥投奔吴国，一心要报父兄之仇，替吴国谋划攻打楚国。最后吴国联合蔡国等国，

很快打到了楚国的都城郢都。子反、费无极两人也没落得好下场，一个死于征战，

一个被治罪杀掉。

利令智昏的不仅有大臣，还有个别国君，吴王夫差就是个典型。鲁哀公元年，

夫差打败了越国，引起了邻国楚国的恐慌，但楚国大臣子西却说，夫差生活奢侈，

“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从；珍异是聚，观乐是务；视民如仇，而用之日

新”。以此论定夫差“先自败也已，安能败我？”在子西看来，像夫差这样贪图

享乐的人是难以成就大事的。后来夫差果然为眼前利益，忘记了杀父之仇，放走

了勾践，杀了忠臣伍子胥，不仅没能灭楚，反而身死国灭。贪婪的人只看到眼前

的利益，不考虑后果，对这种短视的做法，《左传》极为鄙视。鲁国襄仲杀嫡立

庶，《左传》在记述他的儿子公孙归父出使齐国时说他们“怀于鲁矣。怀必贪，

贪必谋人。谋人，人亦谋己。一国谋之，何以不亡？”表达了对他们的切齿痛恨。

鲁宣公死后，襄仲的罪行被人揭发，其子不容于鲁国，《左传》着力摹写他们结

局之悲惨，说明落到这一步田地是罪有应得。

清廉守德立功留名

春秋时期，能臣辈出，但《左传》对能臣的态度是不大一样的。只有那些既

有能力，又能以德立足的大臣，才能尽心竭力辅佐君主建功立业，对于这些人，

《左传》总是褒奖有加。

管仲辅佐齐桓公挽救了邢、卫、鲁三国，九合诸侯，维护中央，功劳不言而喻。

据《左传》记载，齐桓公为了收服郑国，组织会盟，郑国太子华到会后，想私自

与齐桓公约定，以早日坐上国君之位。这时管仲劝告齐桓公像华这样出卖国家利

益以图私利的人，不可轻信更不能与之结盟。《左传》还记载管仲朝见周王，周

王想用上卿之礼接待他，但他坚持只受下卿之礼。这两件事，看似与齐桓公的霸

业风马牛不相及，实际上密切相关。管仲不论律己还是评价他人均以德为先，因

为德是建功立业的基础，只有品行高尚心无杂念的人才会在诱惑面前保持清醒的

头脑。如果私心太重，凡事以个人利益为先，又怎能谋国？管仲有这样的品德，

他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春秋乱世，真正得以建立功业的贤人不多。但有一批贤能之士，不为眼前的

利益所动，坚守自己的节操。他们在当时虽然并不得志，但用实际行动捍卫了真

理，体现了良好的品德，给后人树立了榜样，较之立功之能臣，更是难能可贵。

如介子推跟随晋文公流亡了19年，但当晋文公当上国君后，他并不接受赏赐。

因为晋文公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