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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面向数智时代的高质量中国教材体系

教材作为知识的基本媒介，深受科学技术发展和信息传播方式变革等因素的影响。数字教材建设作为落实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的重要一环，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围绕“数智时代的教材建设与国家知识管理体制”这一主题，于2023年11月18—19日举办了第21届上海课程论坛。来自国内外教材领域的数百位专家学者立足本土，放眼国际，以主旨报告、分论坛专题报告、圆桌论坛等多种形式从多维度探讨数智时代知识与教材的理论问题、教材研发的经验与挑战、中国教材学与国家知识管理体制的建构等问题，为构建面向数智时代的高质量中国教材体系贡献了经验与智慧。

一、因时而变：数智时代教材建设的理论反思

要考察数智时代中国教材体系的立根之基，我们应当不断反思知识的价值与变化，勘察在知识转型时期教材知识秩序的建设方向，透析教材研究的范式转向，以已有研究积淀为基础指明中国教材学的发展路向，构建高质量的中国教材体系。

（一）数智时代知识价值的重新思考

自1859年斯宾塞提出“什么知识最有价值”的问题以来，教育学对知识价值的追问从未间断。在生成式人工智能迅猛发展之际，数智时代的来临再次为知识价值论创造了被再认识的空间。知识生产正在向网络化、平民化转变，知识存储从有限变为无限，知识获取从固定时空转向随时随地检索获取，知识传播从平面转向多模态载体，知识更新速度越来越快。

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陈霜叶教授立足知识社会史，提出在数智时代，知识传播不再局限于纸质文本，也能够以众筹生产的数字化方式以及非领域的通用知识形式大模型生产。也就是说，知识的客观性与生成逻辑受到冲击，知识从领域专家专业化生产走向人人都可以是知识的生产者。

国家教材委员会委员、北京师范大学韩震教授指出，知识形态从长期模仿、参照获得的经验形态知识发展到工业社会的原理形态知识，再在数字化时代向数字智能技术为基础的交叠式知识发展。在交叠式知识的大科学时代，我们应当重新思考如何把握知识，哪些知识具有价值，如何应用不同的知识。

对知识特征、边界与复杂程度的探讨是再认识“数智时代什么知识最有价值”本体问题的关键。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的杨淏璇认为，让学生与学科建立意义联结的知识最有价值。宁波大学教师教育学院讲师毛玮洁博士表示，能够形成批判性思维的知识最有价值。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的秦琳指出，在讨论该问题时，我们首先应厘清逻辑起点与预设立场，进行解构性反思。陈霜叶教授进一步论述了从“已知”到“无知”转变的重要性，提出也许在数智时代，知道未知的知识，知道自己的无知，比知道已知知识更有价值。可以看出，技术主导下的知识观具有转变的可能性与必要性，新知识观仍在形成过程中。

（二）数智时代教材的知识秩序建设

随着数字化技术的普及与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知识秩序也将迎来新变化，它既促进知识量的激增，又在这个过程中重塑自身，进而影响我们对数智时代教材建设的认知。教材是世界知识体系的一部分，对所有知识生產具有实质性的影响。在数智时代，教材及其知识秩序不仅仅是本身形式与功能的变化，更是在大国竞争中保持民族独立性与保护国家主权的政治途径。

在当前教材制度中，教材被当作承载合法性知识的物理介质。在教材样态可能发生颠覆性变化的未来，与会学者的一致共识是重新思考数智时代教材的本体论与知识论，在新的逻辑起点上寻找恰当的方法论。正如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的曲锐所言，数字资源是没有边界的，具体教学过程又是复杂的，当数字资源转化为数字教材时，需要国家事权的严格把关。因此，以国家知识管理为逻辑起点建设数智时代的教材是必然要求。

（三）数智时代教材研究的范式转向

面对知识秩序发生变化这一不可逆转的事实，改变范式是教材研究的应有之义。当学科原有范式难以解释和解决一系列新问题时，共同体成员将开始反思已有范式的缺陷，逐渐形成新范式[1]。

现有教材研究尤其是数智时代新教材的研究存在迫切需要改进研究范式的三大问题。

一是教材研究对教育学新知识的贡献存在可以弥合也应当弥合的知识间隙：已有教材研究多理论，少实证；多文本，少使用。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科学学院特聘教授、亚洲数学教育中心主任范良火教授指出，从“范式”的角度看，教材研究尤其是国内教材研究，应该从过多地聚焦分析和比较研究、思维和理论研究转向更多地关注教材使用研究，关注教材怎样受其他因素影响，关注实证方法与实验方法研究，从而进一步提升我国教材研究的科学化水平。

二是课程与教学理论难以完全解释教材的媒介特殊性。华南师范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院副院长陈友芳教授认为，教材作为知识的载体，在知识生成问题上，利益相关者及其偏好、知识选择与权力博弈模式、权力指数的权重与课程开发、教学参与不完全一致；在知识转化问题上，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