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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柏拉图的妇女公有思想

【摘要】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最好的城邦应在统治阶级中实行妇女公有，这一构想可以从四个层次理解：在政治层面，通过妇女公有取消了婚姻和家庭，将社会等级划分的标准由血缘或财富转为天赋、能力，根绝了世袭贵族的势力，为贤人政制的实现和稳定扫清了道路；在经济层面，妇女公有消除了与婚姻、家庭骨肉相连的私有制度，进而铲灭了贫富分化、公民内斗的可能性，顺应并超越了伯罗奔尼撒战争以来的平均主义思潮；在社会层面，妇女公有克服了家庭与城邦的张力，使占人口总数将近一半的妇女从私人的家庭事务中解放出来，为城邦公共事业增加了劳动力和战斗力；在意识形态层面，妇女公有既契合了城邦的男权思想，又呼应了公民普遍的婚姻和性观念，也强化了为国牺牲、为国奉献的爱国精神，有利于巩固城邦传统的核心价值体系。妇女公有是柏拉图针对城邦危机时期的一系列问题而制定的解决方案中一项具体办法，但在《法律篇》中被迫放弃。这一方面是因为它过于激进，近乎空谈，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柏拉图对城邦形势进行了重新评估，调整了自己的判断。妇女公有思想表明了柏拉图既迫切渴求变革以救亡图存，但又不愿对城邦做根本改造的矛盾心理，其提出到放弃反映了柏氏晚年思想对现实世界的折衷性、策略性变化。

【关键词】柏拉图?妇女公有《理想国》?《法律篇》婚姻?家庭私有制?

《理想国》描绘了一个由古希腊大哲柏拉图精心设计的完美城邦，妇女公有是这个城邦格外显眼的特征之一。如何理解柏拉图这种大胆的主张？它的提出是基于何种必要与理据？为什么柏拉图在《法律篇》中最终放弃了这种构想？这种放弃又有何意味？凡此种种，都是吸引我们对柏拉图的妇女公有思想做一探究的原因。本文的讨论沿着两条线索展开：在横向上，揭示妇女公有思想与公元前4世纪左右希腊城邦世界的社会文化背景之间的内在联系；在纵向上，关注妇女公有思想由提出到放弃所折射的柏拉图个人思想变化及其说明的问题。

一、妇女公有的政治意义

公元前5世纪末以来，希腊城邦陷入普遍危机之中，政治领域乱象丛生，柏拉图对各邦政制进行了系统考察和评判，认为当时各邦政制都有问题，[1]所以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套自认为全新而理想的贤人政制模式。笔者认为，贤人政制的根本特点和最大原则就是实行“贤人”（卓越者）对“庸人”（平庸者）的统治。所谓“贤人”，即柏拉图所描述的三大社会等级中的护国者（哲学家）和辅助者（武士），他们分别代表着理性、智慧和激情、勇气，既具有力量，又懂得节制，相比于代表欲望和难以自制的生产者，他们与美德、理念的距离更接近。在柏拉图看来，正如人的灵魂里往往兼有一个较好的（同时也较小的）部分和一个较坏的（同时也较大的）部分，一个国家也同时存在着少数有天赋且受到良好教育的、理智的人和为数众多的平庸者。对个人来说，当较好的部分主导着他灵魂中较坏的部分，他就是“自己的主人”，反之则是“自己的奴隶”；对国家来说，当平庸者被智慧者统治，这个国家就是自己快乐和欲望的主人，是个有节制的国家。[2]因此，庸人服从贤人应被视为一种自然而正义的法则。这里的“庸”和“贤”完全取决于各人的能力差异，能力突出者成为统治阶级、上等人，反之则成为被统治阶级、下等人。但在现实中，城邦公民一般依据血缘和财产（主要是土地）标准被划分为贵族和平民两大阶级，而贵族阶级又反过来利用血缘和财产纽带把自己既得的地位、利益在家族内部封闭性地传承和维系，阻碍、隔绝了平民晋升的通道，力图实现对平民的世代优势，这显然是不符合柏拉图能力决定地位这一观念的；雅典民主虽然极大地破除了等级划分的血缘和财产标准，但却没能更进一步地践行能力标准的应有之义，结果造成了巨大的混乱。柏拉图反对雅典民主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这种制度“不加区别地把一切平等给予一切人，不管他们是不是平等者。”[3]因此，对柏拉图来说，实现理想中的贤人政制，即真正建立“贤人—庸人”的能力型社会，首要的前提就是必须打破“贵族—平民”那种简单粗暴的身份型社会。换言之，能否废除在社会等级划分中贵族赖以依靠的不合理的血缘和财产壁垒，就是能否代以更为公平的能力准绳，确立并维持贤人政制的关键。

在柏拉图的设计中，妇女公有制度是解决这一难题的一劳永逸的办法。他的想法是，妇女归于城邦集体公有，男女结合由城邦进行指配，同时，这种指配是动态的。当某位妇女被派与某位男性结合后，并不意味着她被赐予了他，她仍然属于城邦公有，要回到妇女聚居区去，如果这名男性以后又再获得了新的交媾机会，其对象完全可能被指配为其她女性。因此，他与她并不构成私属的、固定的夫妻关系，实际上，这是被明确禁止的。[4]显然，妇女公有的直接结果就是取缔了婚姻。而婚姻是家庭的起点，婚姻关系是家庭内部最基础、最核心、最重要的人际关系，取消了婚姻也就是取消了家庭。家庭、家族是血缘纽带和私有财产根植的土壤，如果家庭不复存在，血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