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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引领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广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课题，明确要求“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融入社会发展、融入日常生活”。[1]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指出，要“完善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制度机制”。[2]从新时代新征程的场域来看，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推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制度化、体系化，使其更好地融入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全过程，构成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价值动力，为现代化建设提供价值遵循，塑造现代化发展的价值理性。对此，必须科学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中国式现代化中的功能定位，揭示其所涵括的价值理念之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规定，并据此探索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要求。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中国式现代化中的功能定位

价值观作为一种观念系统，居于上层建筑领域，决定于一定的经济基础。观念系统与社会系统之间是深层联结的，社会发展的本体规定或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在一定的观念形态之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具有稳定内在结构的观念形态，反映着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凝结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价值诉求。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中国形态，中国式现代化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追求熔铸其中，确保现代化发展始终沿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前进。

第一，以“价值理性”引领现代化的“工具理性”。现代化的经典形态是西方的资本主义现代化，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反映出西方现代化的价值诉求。西方自由、平等、博爱等价值理念，同其所赖以依存的资本主义制度土壤一样，陷入了“形式”与“实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二律背反的困局，表面允诺的现代化价值图景是深层资本逻辑的价值包装。在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框架下，“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相分离，“价值理性”在现代化中有其实现的历史限度。恩格斯指出：“资本主义对多数人追求幸福的平等权利所给予的尊重，即使有，也未必比奴隶制或农奴制所给予的多一些。”[3]反思和超越资本主义现代化，“破解资本主义衍生出的现代性悖论，首先就要将推进现代化的手段与目的统一起来”。[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哲学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它实现了价值观与世界观、历史观的统一，建立在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的深刻洞察基础上，具有理论基础上的彻底性。正因如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塑造的价值理性，同现代化发展的工具理性能够实现有机统一，避免“目的”与“手段”的割裂。

从实践层面来看，现代化发展不可能脱离工具理性空谈价值理性，不可能仅仅依靠精神力量驱动。科学技术所蕴含的科技理性，生产力解放和发展所带来的经济理性，制度完善与改革所塑造的制度理性，都构成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动力机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契合中国式现代化具体实际的价值观形态，具有真实性、科学性、实践性的鲜明品格，融入中国式现代化的顶层设计与具体落实之中，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生产、精神生产等环节都予以具体的规范规定，与工具理性发展的需要相适应，避免悬设过高的价值理性超拔于工具理性之上。

第二，以“价值共识”凝聚现代化的“发展共识”。现代化发展不仅面对着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之间的冲突，还面对着价值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张力。从内部的角度看，“我国社会价值观念也日趋多样，正确的和错误的、先进的和落后的、主流的和非主流的思想观念相互交织”。[5]凝聚价值共识作为价值观生产与再生产的重要方式，是从价值观念上的“多”走向价值共识上的“和”的过程。从方法论层面看，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突出优势就是夯实全体人民对于现代化发展的共同思想基础，形成现代化的发展共识，现代化发展具有坚实的主体基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全体中国人民价值观的“最大公约数”，凝聚起中国人民的价值共识，它是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价值观形态。这种价值共识建立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并不是抽象的，而是深刻体现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的价值立场。

价值共识贯穿、渗透于发展共识之中，构成了对于发展的价值判断。中国式现代化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发展问题，特别是高质量发展的问题。只有坚守社会主义的价值立场和实践方向，才能实现高质量发展；只有实现高质量发展，才能进一步彰显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和价值优势。发展是一个复合系统，既包含国家发展，又涵括社会发展，还指向人的发展。发展的问题并不是一个任意而为的问题，而是具有原则高度的问题，“为何发展”、“向何处发展”、“如何发展”都是中国式现代化所要追问的基础性问题。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过程，既涉及“做大蛋糕”，又涉及“分好蛋糕”，必须协调好利益分配、资源分配等原则性问题。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价值共识的过程，就是增进人们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社会、公民应当如何发展的共识过程，价值共识的凝聚与发展共识的凝聚在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