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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公共服务的模式选择与制度设计

摘要：

当前，我国正处于实现“四个全面”发展战略的关键时期。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的宏观环境、农民需

求、国家政策等有了不同程度的变动。这些变动对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的选择提出了现实要求，同时也指明了进一步提升的路径。鉴于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的实际情况，农村公共服务模式应以农民需求为导向，以改善民生为核心，以社会化改革为方向，以城乡一体化为支撑，同时逐步加强农村公共服务建设的制度设计，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市场推进、民众参与”的“一主多元”农村公共服务多元差异化供给模式。

关键词：

新常态；农村公共服务；模式选择；制度设计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法治国家的建立需要政治稳定和社会发展的保障机制。现代社会里，政府要获得国家政权的合法性，并实现有效的社会管理，就必须具备为社会各阶层提供满足其社会需求的公共产品的能力。由于公共财政的紧缺和公共产品的匮乏，我国长期实行公共服务供给的城乡二元分割体制，在基本公共医疗、卫生、教育服

务、社会保障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城乡之间存在很大差距。2013年，我国农村人口达到62961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46.27%,但是2013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安排合计13799亿，仅占当年财政支出地的9.87%[1]。从当前情况看，农村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长期供给不足，既无法满足农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和生活需求，也严重制约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

设，一定程度上损害了政府执政的合法性基础。中共中央为实现“四个全面”的发展战略，进一步要求紧紧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在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和深化社会体制改革的同时，统筹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和社区建设，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逐步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已成为深化我国农村社会改革和发展、破除城乡二元分割制度的重要着力点和基本目

标。在经济新常态的时代背景下，探讨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及制度设计，对于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一、国内外相关研究动态

农村公共服务模式的发展与创新，关系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广大农村的贯彻落实，关系到党领导的农村社会主义阵地的巩固和发展。国内学者在吸收和借鉴国外公共服务理论的基础上，深入我国农村建设实践进行了不间断的研究。总体而言，我国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模式、供给主体、供给结构、供给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措施等方面。在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模式研究上，张军、何寒熙认为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对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此催生了新的供给模式的出现。在此基础上，将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模式划分为私人模式、民间合作模式和政府主导模式三种

[2]。刘保平、秦国民认为，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方式应有以下几种：一是政府通过政策支持直接供给，如农村的义务教育；二是政府购买私人（含各类社会组织）的社会服务，主要是针对可收费的农村公共产品所采取的方式；三是政府补贴私人或企业的供给方式，通过直接补贴或间接补贴、减征免征税收、提供无息贷款等，来帮助和鼓励私人或企业提供农村公共产品[3]。董明涛、孙钰等学者认为，社会转型期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的选择，应在遵循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的基础上进行合理性判断。在时间上，要区别各类农村地区对公共产品的需求结构的差异和不同时期国家财政的供给能力的大小。因此，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模式应充分考虑到农村各地区所处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现实情况。在空间

上，由于不同地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别很大，这决定着不同地区的市场化、社会化程度的异质性

[4]。陈朋等认为，应构建由政府、市场、社会和农民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农村公共服务多元供给机制，形成“政府主导、市场优化、社会协同、农民参与”的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格局，才能有效摆脱我国当今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严重短缺的困境[5]。

吴业苗认为，以政府或以市场为主体的单中心体制都存在失灵问题，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模式与治理机制应该多元化。应该根据其公共属性和政治属性的要求，既要型塑一个以政府为主导地位的“一主多

元”的供给体系，还要构建一个与其供给模式相适应的综合治理机制，包括竞争机制、参与机制、利益表达机制和分工机制等[6]。在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主体研究上，陈世伟认为，政府在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中虽占据着主导地位，但绝不是唯一的主体。当前政府职能定位不明确、市场力量参与不够、农村社区和农民自身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因此，应依据农村公共服务的不同层次和属性，构建政府、市场、社会、农民自身等主体多元参与的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