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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琴箫合奏”组合的形成溯源与嬗变

初研

作者：***

来源：《歌海》2020年第02期

摘要[]由古琴和洞箫组成的“琴箫合奏”是我国“文人音乐”之典范，更是我国传统“丝竹之

乐”中甚为经典和简洁的形式之一，对探究我国传统丝竹组合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对

于其历史沿革与文化内涵，当今学界鲜有关注，文献上的相关记载也多是只言片语。从“琴箫

合奏”这一器乐组合形式入手，由小及大，依托相关的音乐图像和音乐文献数据进行研究，认

为“琴箫合奏”形成于明清时期，但可溯源至汉魏的“瑟笛合奏”与“筝笛合奏”形式。此外，南北

朝至隋唐的“琵琶—长笛”合奏形式也是“琴箫合奏”形成准备过程中的重要一环。“琴箫合奏”的

最终形成，与中国古代“丝竹相和”的朴素音乐美学观念相关，与明清时期“文人艺术”的兴盛相

关，亦与洞箫形制的变化相关。

关键词[]琴箫合奏;嬗变;古琴;洞箫

“琴箫合奏”指古琴与洞箫所组成的器乐演奏组合，是我国传统民族音乐中一种具有很高辨

识度与知名度的器乐合奏形式。在演奏中，古琴顿挫有致，箫声温润连绵，前者的颗粒性与后

者的连贯性形成优势互补，具有非凡的审美性，受到文人雅士的赞誉与青睐。

从音乐学视角来看，“琴箫合奏”不仅仅是古琴与洞箫的简单组合，更是我国民族器乐中丝

弦乐器和吹管乐器相结合的典范，是形式最为干练和简洁的“丝竹之乐”之一。然而，在长期的

艺术实践和研究中，笔者注意到，“琴箫合奏”这一演奏形式虽给人的感觉十分古老，但实际

上，其历史起源和发展过程却是十分模糊乃至不确定的，学界前人在这一问题上也并没有给予

太多的关注。就此，笔者由“琴箫合奏”这一组合形式入手，從音乐史学角度提出三个问题：

一、琴箫合奏最早可追溯至何时？二、琴箫合奏的初始形态与现今的组合形态是否一致？三、

如果不一致，其经历了怎样的发展演变？本文将围绕这三个问题，运用已知的音乐图像和音乐

文献展开考证与论述。

一、琴、箫两种乐器在历史上的流变考

不同于后世出现的乐器以及从外域传入我国的乐器，琴、箫两种乐器皆是“华夏旧器”，属

于“八音”之列。即使从有切实史料依据可考的年代算起，也有超过三千年的发展历史。在三千

余年的历史长河中，没有一样乐器能够保持一成不变，而本文的目的之一，便是试图探寻琴箫

合奏的起源与初始形态。初始形态中的“琴”是不是现今的“琴”，“箫”又是否是现今的“箫”？在

未厘清琴、箫两种乐器的历史流变之前，是很难得出结论的。因此，我们必定要先对琴、箫两

种乐器在历史上曾经历的流变做出考证，以期在运用图像文献和文字文献进行研究时避免错与

漏。

（一）“琴”在历史上的流变

关于“琴”这一乐器之创始年代的问题，自古以来众说纷纭。如东汉蔡邕《琴操》一文云：

“昔伏羲氏之作琴，所以修身理性，返天真也。”即把传说中的伏羲看作琴的发明者，而东汉应

劭则在《风俗通义·声音》中写道：“谨按《世本》，神农作琴。”将琴的发明归功于神农氏。

此外，尚有虞舜作琴，黄帝作琴等传说。这些传说虽然没有切实依据，亦不足以证明琴的真正

创始年代与创始者，然而它们的存在却共同证明了一点，即“琴”自古便只代指一种乐器，其含

义是没有发生过变化的。自古以来，“琴”即指以木为身、绳丝演奏的弹拨乐器。在后世的记载

里，并无出现用“琴”字指代的其他乐器。因而，在数千年的发展历程中，“琴”这一乐器在名称

上是没有经历流变的。在研究古代文字文献时，各时代文献中出现的“琴”都是指代同一种弹拨

乐器，并无歧义。

但是，在形制方面，琴在历史发展中的流变轨迹却十分明显。东汉桓谭《新论琴·道》：

“昔神农继伏羲而王天下，亦上观法于天，下取法于地，返取祝身。于是削桐为琴，绳丝为

弦，以通神明之道，合天地之和焉。”虽同样是“削桐”“绳丝”，不同时代的琴体外观却大不一

样，这一点可以从已发掘出的音乐考古实物与音乐图像上得到证明。

迄今为止，我国出土年代最为久远的琴实物为2016年于湖北枣阳郭家庙曾国墓地出土的

琴，年代在距今约2700年的春秋时期。若以此为起点，结合音乐考古实物，我们可将琴的形

制流变分为三个大的阶段。

第一阶段为春秋时期至西汉初年。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琴有湖北枣阳郭家庙曾国墓地

出土的春秋末期的琴、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战国时代的琴、湖北枣阳九连墩一号墓出土的

战国时代的琴以及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西汉时期的琴等。这一阶段的琴为“半箱式”：琴

体为一个长方形的共鸣箱，琴尾为一扁平的实心木板，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