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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与生活冲突和工作满意度：西欧性别和家庭收入的调节作用

尽管工作与生活冲突和工作满意度关系的许多潜在调节因素都得到了充分研究，但以前的研究往往忽视了不同收入群体对这种动态的潜在影响。我们本文的目的是在西欧背景下测试这种调节效应。此外，我们分别对男性和女性进行分析，因为这种动态可能受到性别的强烈影响。利用第十轮欧洲社会调查十二个国家（比利时、芬兰、法国、希腊、冰岛、爱尔兰、意大利、英国、荷兰、挪威、葡萄牙和瑞士）的数据，我们发现了显着的正调节效应家庭收入对女性工作生活冲突与工作满意度的关系有显着影响，而对男性则调节作用不显着。因此，我们的结果表明，对于女性来说，较高的家庭收入可以起到缓冲作用，减轻个人工作与生活冲突对工作满意度的不利影响。

关键词：

工作满意度；工作与生活的冲突；性别;家庭收入；欧洲社会调查

一、简介

在当今充满活力、快节奏的职业环境中，工作满意度与工作与生活冲突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尤其重要。随着现代劳动力中的个人满足职业和个人生活的需求，这两个因素之间的关系在塑造员工的整体福祉和生产力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oTejero等人，2021年；\oHaar等人，2014年）\o凯利等人，2020）。工作满意度已被认为是员工敬业度、绩效、减少缺勤和降低流动率的关键决定因素（\oMackay等人，2017年；\oLu等人，2016年））。工作满意度的重要性也超出了工作场所，深刻地影响着个人的整体幸福感（\oBowlingetal.2010）。

这种影响不仅在横断面研究中得到证实（\oN?r?xe等，2018），而且在工人态度的纵向研究中也得到证实（\oGallie等，2017；\oBia?owolski和W?ziak-Bia?owolska，2020）。因此，这一领域的研究对于提高个人生活以及组织效率都有实际应用（\oHartnelletal.2011）。然而，根据之前的一些研究，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欧盟工人表示出较高的工作满意度（\o欧盟统计局，2015）。此外，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员工相比，欧洲员工对工作的投入程度较低（\o盖洛普2023），表现为期望不太明确、感觉与团队的联系和支持较少、工作目标较少。此外，一些研究揭示了整个欧洲工作满意度下降的趋势（\oMartin和Omrani2015）。这种趋势的解释可能是薪酬不平等的长期加剧、工作期望和工作相关风险的增加以及工作自主权的减少（\oGreen和Tsitsianis2005）。

与此同时，由于努力平衡工作和个人生活的需求而产生的工作与生活冲突，会对个人的心理健康、工作绩效和整体工作满意度产生深远的影响（\oZedeck1992）。诚然，工作与生活冲突是工作满意度最重要的负面决定因素之一（\oVillarreal-Zegarra等人，2022年；\oMás-Machuca等人，2016年）。此外，工作与生活的冲突在后危机时期变得更加尖锐（\oGregoryetal.2013）。这种升级可归因于工作相关压力加大、非社交时间增加、突然的加班要求以及工作不安全感激增（\oMcGinnity和Russell2013））。COVID-19大流行进一步凸显了现有的性别不平等，特别是凸显并加剧了护理责任负担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变得更加明显，女性经常承担额外的看护责任，特别是由于学校和日托中心关闭（\oSantosetal.2023；\oCollinsetal.2020）。人们发现，在最近的大流行期间，工作与生活的冲突有所减少，主要是因为许多员工开始在家工作（\oSchiemanetal.2021）；然而，可以合理地假设它再次上升。

尽管工作与生活冲突/工作满意度关系的潜在个人层面调节因素已得到充分研究，例如年龄和教育程度（\oPohligetal.2022）、组织类型（\oZamanetal.2021）、情感和规范的职业承诺（\oDorenkamp和Ruhle2019）、对同事的满意度（\oHaider等人2018）、持续承诺（\oFayyazi和Aslani）2015）、培训和发展、工作环境（\oAruldoss等人，2021）以及家庭支持性主管行为（\oSusanto等人，2022）），之前的研究忽略了不同收入群体对此动态的潜在影响。然而，家庭收入的影响似乎很重要，因为它提供了更大的能力来缓冲或抵消工作与生活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