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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国际分工向产业内分工进行转变,全球价值链逐步扩展到区域以及国家层
面,形成了典型的“微笑曲线”。各个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嵌入程度和实际贸易利得
的情况无法继续运用传统的总额核算体系来衡量。传统的贸易核算方法依据海关进出
口贸易总额的测算,容易对于进口原材料及中间品等产生多次计算,扭曲了国际贸易
发展的真实情况。因此在价值链理论基础上产生的增加值核算体系逐渐成为学者们关
注的重点,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出口国内增加值率(DVAR)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
个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中获取收益的能力,对于这一指标的研究有着非常重要的理论
和现实意义。另一方面,全球价值链带来了国际资本的流动,加大在全球价值链中的
参与度会给一个经济体带来外商直接投资(FDI)的增长。中国在改革开放的40年来,
不断改善投资环境,外商直接投资稳步增长,已经成为了全球对外资最有吸引力的目
的地之一。十九大报告也提出“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
在这一背景下,研究中国出口国内增加值的核算及影响因素,厘清外商直接投资和出
口国内增加值之间的影响机制可以为我国“贸易强国建设”的推进提供一些启示。
学术界对于出口国内增加值的核算方法主要集中为宏观方法和微观方法两类。宏
观方法是基于WIOD数据库的投入产出表,将一个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总额出口分
解为国内增加值和国外增加值部分。这一方法可以对各国的总额出口进行细致和彻底
的分解,但是在实际测算中投入产出表每五年一次,数据可得性差。在此基础上,从
企业的异质性角度出发的微观研究方法克服了宏观的投入产出表数据不连续的缺陷,
并能解释国内增加值的企业异质性层面的驱动因素,成为这一领域的前沿。本文基于
KeeTang(2016)和毛其淋(2017)测度方法的改进,考虑贸易代理商以及过度进
口等问题的修正,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的匹配数据,从企业异质性
角度对中国企业、行业以及城市的出口国内增加值进行重新测度,结合测算结果,从
企业、行业以及城市三个层面,基于不同的贸易类型、所有制类型以及技术类型等全
方位多角度地对出口国内增加值率进行了对比分析后,本文发现:
(1)在企业层面,总体的DVAR一直呈现出上涨的趋势。一般贸易类型企业的
DVAR高于加工和混合贸易企业;外资企业的DVAR明显低于国有和民营企业。在
不同规模的企业中,中小型企业对于DVAR的贡献率是比较高的。
(2)在行业层面,对于制造业所涉及到的29个行业,按照OECD对于不同的
技术类型的划分标准来看,低技术、中低技术和中高技术行业的DVAR比较高,高
技术行业的DVAR水平则普遍较低。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更
多的是低端环节以及劳动密集型产业。
(3)在地级市层面,总值出口额较高即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城市增加值率相对较
低,而总值出口额比较低的地区国内出口增加值率反而是相对较高的;在区位优势占
优的城市中蕴含的本地增加值份额相对较低;而内陆地区出口中所蕴涵的本地增加值
呈现出较大的份额;在东中西部地区企业的DVAR中,中部和西部地区数值相近且
都相对较高,东部地区的DVAR显著低于中西部地区。这主要是由于经济发展程度
高的沿海城市在生产过程中有更便利的条件和更低的成本使用进口中间品,因此对于
进口原材料和中间品的使用比重高于内陆欠发达地区。
当前WTO和OECD等国际组织在多个场合提出利用出口国内增加值来评估价值
链的提升和新兴市场的有效性,所以各国政府也把提升出口国内增加值的探讨作为增
长战略的一部分。那么,究竟有哪些因素会对DVAR产生影响呢?本文结合企业
DVAR的测算公式和Shephard引理推导得出微观层面企业的DVAR最终取决于进口
材料价格和国内中间投入价格之比。由此可以推断出在微观层面影响DVAR的内部
和外部两方面的因素。内部因素主要包括直接作用于相对价格的,比如进口中间品投
入和利润加成等;以及企业自身异质性的因素,包括企业的规模、年龄、贸易和制度
类型以及所处行业的竞争程度等。外部的推动因素则主要有上游供应商面临的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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