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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率政策与其他经济政策(文献综述)

1有关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的理论阐述和分析

由于开放经济之间的相互依存性,各国在制定经济政策时面临着两种选择：一种是完全独立决策，另一种是对各国政策进行国际协调。根据博弈论理论，在各国经济相互依存度日益加深的情况下,各国虽然都可以制定以邻为壑的经济政策,但是非协作博弈是无效率或低效率的。图1.1是两国在制定政策时的博弈矩阵。矩阵由两国的福利指数构成,每对数值中前者表示B国的福利指数,后者表示A国福利指数，每个国家制定政策时都希望本国的福利指数较大,因此,当A国采取政策1时,B国在权衡利弊时必然选择政策4，因为政策4的福利指数为15,大于政策3的福利指数14;当A国采取政策2时,B国也一定选择政策4(108),也就是说,不论A国执行哪一种政策，非协调的情况下，B国必然会选择政策4。同理，不论B国采取何种政策，A国也一定选择政策2。即如果两国分别从各自的经济利益出发独自决策，选择的政策组合是政策2和政策4，两国的福利指数都是10。而如果两国能够进行政策协调，采取政策1和政策3的组合，那么协调的结果是两国的福利指数均为14，优于非协作博弈。由此可知,在经济高度相关的情况下，实行国际经济政策的协调是必要的。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尼汉斯（Niehans）、库伯（Cooper）和哈马达（Hamada）开始研究国际经济政策协调。库伯（RichardCooper）奠定了相互依存理论的基础。他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取决于其他国家的发展和政策；而一个国家的发展和政策又影响到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库伯通过研究认为由于波及效应随着经济相互依存程度的加深而增强，非合作经济的政策效力会减轻，从而经济政策协调显得尤为重要。相互依存的加深，意味着要么忍受更长期的经济偏离均衡，要么为干预付出更高的代价。他认为国际经济政策缺乏协调会拖延国家目标的实现，如充分就业和目标增长率，同时增加了国际储备的需要。而且随着国际相互依存度的增加，达到目标的延迟和对国际储备的需要都随之增加。

Buiter和Marston(1985)指出，由于外部性和公共产品的存在，一国的政策行为会对另一国产生溢出效应，这种溢出效应可能来自财政、货币、税收、贸易、产业政策的变动，因此宏观经济政策的国际协调是必须的。然而，也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宏观政策的国际协调有着负面效应，如Vaubel(1983)指出，宏观政策的国际协调减少政府间的竞争，如果政策协调失误，将增大其失误的成本。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基于首先实现国内经济均衡的选择，使得国际间的经济摩擦越来越频繁，在经历了无数次的冲突、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后，各国都认识到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的重要性。国际经济政策协调是根据国与国之间相互依赖的情况对一国经济政策进行修正。著名的“广场协议”和“卢浮宫协议”都是相关国家通过对外汇市场的联合干预或制定相关货币间汇率的参照波动幅度来进行国际经济协调的。

而为了实现内外均衡所采取的经济政策，往往会产生米德冲突。根据丁伯根法则，要实现若干个独立的政策目标，至少需要相互独立的若干个有效的政策工具。斯旺内外均衡模型也证明了要实现内外均衡的双重目标，必须同时使用支出调整政策和支出转换政策。1962年，蒙代尔在《恰当运用财政货币政策以实现内外稳定》的报告中提出了“政策配合说”（PolicyMixTheory）,强调以货币政策促进外部均衡，以财政政策促进内部均衡。后来，又提出了著名的蒙代尔—弗莱明模型（ＭＦ模型），将体现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IS、LM曲线和体现汇率政策的BP曲线联系起来，集中分析了不同汇率体制和资本流动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内外市场均衡中的协调配合，并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固定汇率制和资本完全流动下，财政政策比货币政策更有效；在浮动汇率和资本完全流动下，货币政策更为有效。

2汇率政策与关税政策配合

汇率政策与关税政策的配合研究，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而日益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美国经济学者J.Bhagwati和A.Krueger（1978）在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体制和支付体制研究的基础上指出：在关税水平下降的同时必须伴随相应的汇率体制改革和汇率政策配合。

与传统的贸易保护理论不同，W.Corden（1982）在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了汇率保护理论，该理论并不涉及关税、数量限制等贸易保护措施，而是建立在内外平衡理论基础之上的。该理论的核心是通过本币贬值来保护本国可贸易品行业，在保持内部均衡的同时适量增加国内储蓄，从而实现经常项目的顺差。原因在于随着关税率的不断下降，外国商品进入本国市场的成本降低，从而价格上更具优势。因此，发展中国家的可贸易品行业受到外国同类商品的冲击，本币贬值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代替传统的贸易保护措施。值得注意的是，汇率保护措施在激励机制的一致性方面是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