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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千曲尔后晓声，观千剑尔后识器。——刘勰

从传统“士”到现代知识人——《士与中国文化》新版序言

···2025-05-30

《士与中国文化》初版2025年。十五年来我在同一园地中继续做了一些垦荒的尝试，

现在趁着再版的机会，选进了论旨最相近的论文四篇，以扩大新版的面貌呈现于读者的眼前。

以下让我先对新版的内容稍作说明，然后再提出一两点通贯性的历史观察，以为读者理解之

一助。

新版《士与中国文化》有些什么不同

第一至第八篇基本上没有更动，只有第八篇增添一个附录——《士魂商才》，稍有补充。

但初版时我未能亲校一过，误字、遗漏、错简等等触目多有，使我一直对读者怀着愧仄。这

次细读校样，作了一次相当彻底的改正。费时最多的是所引史料原文的校订；凡是可疑之点，

我都重检原书，一一还其本来面目。初版“自序”是从比较史学（comparativehistory）的

观点凸显“士”的中国特色。十五年后重读一次，我的基本看法仍然没有改变。当时我曾指

出，“士”的“明道救世”精神在西方只能求之于中古基督教的传统。后来我读了意大利杰

出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葛兰西（AntoinioGramsci，1891——1937）的《狱中笔记》，他将以

“改变世界”为己任的现代知识人比之于中古的教士（priest），恰好印证了我的观察（见

SelectionsFromthePrisonNotebooks，NewYork：Inter－nationalPublishers，1989年，331页）。

所以我仍将这篇“自序”保留在新版中。

第九至第十二篇都是1987年以后所写。第九篇是必威体育精装版研究所得的一个初步报告。自1999

年以来，我以朱熹为出发点，详细研究了两宋士大夫的政治文化。全书刚刚脱稿，与本书篇

幅相等，不久即将印行。读者阅过本书所收《概论》之后，如果还想进一步了解“士”与宋

代文化的关系，可以参考《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第十篇《士商互动》可以说是第八篇的

一个续篇，更深入地探索了明、清商人的精神世界和“士”在其中的活动与作用。第十一篇

论曾国藩的“士大夫之学”是个案研究，具体地显示出一个在朝的“士大夫”对于文化修养

的关怀。但这篇个案如果和“士大夫”的传统联系起来，也折射出“士”在中国文化史上一

个值得注目的侧影。汉代的循吏便早已重视“教化”，往往在朝廷所规定的“吏职”之外，

主动地承担起儒家的“师”的责任。所以他们所至“讲经”并建立学校。宋、明儒学复兴，

此风更为普遍，书院的历史便是明证。即以曾国藩的时代而论，在他之前有毕沅和阮元，在

他之后还有晚清的张之洞。我藉曾国藩为例，抉出“士”的这一中国特征，并将“士”的历

史研究推展至中西文化开始正面接触的时代。最后一篇《中国知识人之史的考察》属于通论

性质，无论是风格或文体都与其他各篇颇有不同。这需要略作解释。这篇文字是应日本东京

大学中国哲学研究室佐藤慎一教授之约，为《中国——社会上文化》学报特别撰写的。此文

最先刊布在该学报第五号中（1990年6月）。为了便于日译者的理解，我在选择重点和行文

方面都特别力求清楚和浅显。“知识人”这个名词也是借用“intellectual”的日译。现在收入

本书，一切仍依汉文原稿，不作更改。但是十二年后的今天，我反而觉得“知识人”比“知

识分子”更为适切。大约是一两年前，我曾读到一篇谈“分子”的文章，可惜已忘了作者和

出处，据作者的精到分析，把“人”变成“分子”会有意想不到的灾难性的后果。所以我近

来极力避免“知识分子”，而一律改用“知识人”。我想尽量恢复“intellectual”的“人”的

尊严，对于中国古代的“士”更应如此。把孔、孟、老、庄一概称之为“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