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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读书笔记

在图文无意中看到一本已经泛黄的书——《士与中国文化》。这本书的名字很快吸引了我的兴趣，从书名可以看出其叙述的主要对象就是“士”。那么究竟什么是“士”，与中国文化又有怎样的一些联系？

这本书的作者余英时教授是美国哈佛大学的华裔史学家，一位以中文写作为主且专注于中国文化史和思想史的学者，获得了美国国会图书馆颁发的、有

“人文诺贝尔奖”之称的“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是华裔学者获此奖的第一人。余教授在各历史阶段中选择了若干有关“士”的发展的中心论题，然后对每一论题进行了比较具体而深入的分析，其目的是通过这一重点的研究方式以展示“士”在中国文化史上的特殊地位。书的序言中阐述了“士”的现代意义：“‘士’在古代大致相当于今天所谓的‘知识分子’”。那么究竟什么是“知识分子”呢？余教授引用了西方学术界的一般理解：“‘知识分

子’首先必须是以某种知识技能为专业的人；他可以是教师、新闻工作者、律师、艺术家、文学家、工程师、科学家或任何其他行业的脑力劳动者。”而且它必须“深切地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并且

“超越个人的私立之上的”1

关于“士“的起源，书中所记“‘士’在古代主要泛指各部门掌事的中下层官吏。多数近代学者都认为士最初是武士，进过春秋战国时社会变动转化为文士”2，“士最初是最低级贵族”。到春秋战国时上层贵族下降，下层庶民上升，士阶层是上下流动的汇合场所，人数随之大增。当时农人可上升为士。这一阶层扩大，使得士不再是有职之人，从固定的封建关系中游离出来，进入一种

“士无定主”的状态，这时出现了大批有学问有知识的士人，他们以“仕”为专业，然而社会上没有固定的职位在等着他们。“‘士民’的出现是中国的知识阶层兴起的一个最清楚的标志”3。

春秋时期是古代贵族文化的最后同时也是最高阶段。“初秋战国的‘礼崩乐

1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自序第2页

2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6页

3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1页

坏’是‘百家争鸣’的前奏。而礼乐是章学诚认为的古代王官之学，也就是古代学术的总汇。”4礼崩乐坏，“道术为天下裂”这一过程即“哲学的突破”。所谓“突破”是指某一民族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对自身在宇宙中的位置与历史上的处境发生了一种系统性、超越性和批判性的反省；所谓“哲学的突破”即

“对构成人类处境之宇宙的本质发生了一种理性的认识，而这种认识所达到的层次之高，则是从来都未曾有的”5。这种认识随之而来的是对人类处境的本身及其基本意义有了新的解释。

“中国的‘哲学的突破’是针对古代诗、书、礼、乐所谓‘王官之学’而来的”6。孔子一方面承继传统，而另一方面则赋予诗、书、礼、乐以新的精神与意义。就后一方面言，孔子正是突破了王官之学的旧传统。墨子最初也是习礼乐，后来成为礼乐的批判者。就其批判礼乐言，墨子的突破自然远较孔子为激烈。“哲学的突破与古代知识阶层的兴起有极密切的关系。因为突破的结果是帕森思所谓的‘文化事务专家’在社会上形成了一个显著的集团。他们可以说是知识分子的最初型态。”7

而对于“哲学的突破”的影响，余教授认为有三点：“古代知识阶层兴起的一大历史关键，文化系统从此与社会系统分化而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分化后的知识阶层主要成为新教义的创建者和传衍者，而不是官方宗教的代表；导致了不同学派的并起，因而复有正统与异端的分歧。”8而这三点都足以使我们对中国古代士阶层的发展在理论上有进一步的了解。

中国知识分子从最初出现在历史舞台那一刹那起便与所谓“道”分不开，尽管“道”在各家思想中具有不同的含义。余教授在书中谈到：“先秦的士以

‘道’自任，受到时君的尊重主要也是由于他们所代表的‘道’。”9诸家论“道”

都强调其历史性，即与以往的文化传统之间的密切联系。“儒、墨在‘王官之学’解体之后，极力要争取‘道统’上的正宗地位，但他们并不承认‘道’是

他们创建的。”10中国古代‘道”的另一特征，为“人间性”，中国古代之“道”，

4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6页

5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8页

6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9-30页

7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1页

8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1页

9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1页

10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