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中语文文摘历史民国的教育经费.docV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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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的教化经费

在民国的宪法草案以及正式通过的宪法文本中，常有教化经费占每年预算总额比例的规定。

1936年5月5日，经过长达三年的反复探讨、修订，由吴经熊等法学家参加起草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最终正式公布，被称为“五五宪草”。1937年5月18日又作了一次修正。在这个宪法草案中，对教化经费的规定在第137条：“教化经费之最低限度，在中心为其预算总额百分之十五，在省区及县市为其预算总额百分之三十……”

在此之前，1931年6月1日南京国民政府公布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有一章是关于国民教化的，第52条规定：“中心及地方应宽筹教化上必需之经费，其依法独立之经费并予以保障。”1930年10月27日汪精卫、阎锡山等在太原议决的《中华民国约法草案》，有关教化这一章则规定：“国家以法律指定全国固有之大宗税收为基本教化经费；其不足时，并得征收教化税补充之。”虽未明确教化经费占预算总额的比例，却明显放在优先地位。更早一些，在20世纪20年头联省自治浪潮中，很多省份制定的省宪法，都有关于教化经费的明确规定。1921年9月9日颁布的《浙江省宪法》第110条：“每年省教化经费至少须占全省预算案岁出之百分之二十。”12月19日通过的《广东省宪法草案》第108条的规定与此完全相同。1922年元旦通过的《湖南省宪法》第76条：“每年教化经费至少须占全省预算案岁出之百分之三十。”《河南省宪法草案》第124条则规定：“每年教化经费至少须占全省预算案岁出总额百分之二十五。”当年在上海国是会议期间，由章太炎、张君劢分别起草的两份宪法草案都有“国民之教化与生计”一章，对教化经费的规定完全相同：“各省教化经费由各省调查财政情形后，以省宪法或省法律明确规定其成数，但最低限度不得少于每省岁出百分之三十。”十几年后“五五宪草”关于教化经费“在省区及县市为其预算总额百分之三十”，大致上可以在这里找到渊源。

然而直到1936年，教化文化经费事实上只占到全国预算总额的4.28%，胡适禁不住怀疑：莫非宪法颁布之后每年就能增加一万万元的教化经费吗？1937年7月4日，他在《大公报》发表《我们能行的宪政与宪法》，指出“五五宪草”第137条规定的“教化经费之最低限度”，与其写在那里却做不到，还不如删去，他主见干脆把教化这一章完全删去。因为他认为宪法里不行以有一条不能实行的条文。三天后，卢沟桥事变发生，“五五宪草”被搁置，他的看法也就顾不上仔细探讨了。

不过，从1947年元旦正式公布、当年12月25日付诸实施的《中华民国宪法》来看，胡适的看法也不能说没有被接纳。第164条规定：“教化、科学、文化之经费，在中心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百分之十五，在省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百分之二十五，在市县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百分之三十五。”与十一年前的“五五宪草”相比，虽然还是坚持“在中心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百分之十五”，但不仅是教化经费，而且将科学、文化都包括进来。在省和市县的比例上也有所调整，同样涵盖了科学、文化，当然，教化在这三者中无疑是放在第一位的。

由根本大法将教化经费最低限度确立下来，代表了那个时代对教化的重视。今日，重读这些宪法文献，我们可以看到的，岂止是教化在那个时代参加起草、议决宪法的人心中的地位，由宪法来保障教化经费在整个预算总额中占什么样的比例，相当程度上的确代表了教化在一个时代的价值定位。他们明白，教化关乎一个国家的文明进程，关乎一个古老民族的将来，因此要保证教化经费。这是曾经在历史中绽开过的志向，或者说，这还是一个没有完成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