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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是如何追求“无讼”的

“无讼”是中华传统法律文化的价值理念，也是古代民众所追求的社会理想。孔子在《论语·颜渊》中提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儒家主张“无讼”，认为“听讼者，治其末，塞其流也。正其本，清其源，则无讼矣”，即听讼折狱是解决问题的“末”和“流”，单纯通过法律强制不能从根本上消弭争端，认为只有培育良好的道德，才能使人遵守礼法，各种社会纷争才能在无形之中得到化解。

古代的“讼”特指民事诉讼。在亲人和熟人组成的乡土社会中，以“血缘”为纽带的聚居形态和世代毗邻的地缘关系，促使民事矛盾发生后，主要依靠宗族、村落的自我调节、自我管理。同时，古代交通不便，诉讼制度供给比较缺乏，司法机构并不完善，司法官数量极为有限，这些因素进一步限制了诉讼观念的生成及发展。因此，“无讼”的价值取向契合我国古代的社会现实，有深厚的思想文化、社会经济及法律基础。我国古代提倡努力减少纷争，并尽可能用不通过官方正式诉讼的方式解决纷争，在追求“无讼”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立法、司法的理论与实践经验，对中华法系产生了重要影响。

通过建章立制，从根本上减少矛盾纠纷。《汉书·贾谊传》指出，“言使吾听讼，与众人等，然能先以德义化之，使其无讼”，主张提升民众的道德教化、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做到防患于未然。一方面，通过教化让民众“徙善远罪而不自知”，自发做到亲善、互爱、宽容，诉讼也就失去了生长的土壤。古代官吏常根据地方风俗民情、基层治理的需要，发布晓谕榜文、告示等来宣讲治理举措、法律制度、司法政策，这些文书起着承教宣化、“化民成俗”的作用。例如，明代朱熹在福建漳州任知府后，在治理积案的同时颁布礼教条令，“采古丧葬嫁娶之仪，揭以示之，命父老解说，以教子弟”，教导当地民众依据礼律行事，劝诫民众要彼此友好、息讼停争。另一方面，“无讼在于谋始，谋始在于作制。”古人认为，只要通过良善的礼法、制度，使人们的各项行为具有相应的准则，并对其加以遵守和实施，做到互不相犯、各司其职，诉讼就会大大减少，正所谓“立政施德，则能使其绝于争讼”。

通过纠纷调解机制，让矛盾争端化解在诉讼之前。调解是中国传统法文化中在息讼解纷方面独具特色的司法传统。调解具有恢复性和灵活性的特点，被历代统治者大力提倡，成为诉讼的主要替代方式。早在西周，我国就出现了专事调解的地方官员“调人”。此后，调解制度历经秦、汉、唐、元逐渐完善。到了明代，调解已成为一般案件的必经环节，并专门在乡里设立了调解民间纠纷的“申明亭”，“凡民间应有词状，许耆老里长准受于本亭剖理”。

在清代，矛盾纠纷的解决机制分为三类，即民间调解、官府调解和官批民调三种类型。民间调解也称“私休”，以家族长老或乡村居民的共同讨论与决定作为主要解决方式，避免开启正式的司法程序。官府调解，是指在州县官的主持下，对民事案件或轻微刑事案件进行的调解，这也是地方官的职责之一。此种调解具有一定的刚性，也是最具有权威性的调解。官批民调则是一种半官方性质的调解。官府接到诉状后，认为有关亲族伦理关系或当地风俗习惯等，不便公开传讯，便令乡保、里正、族长等进行调解。如调解成功，则上呈官府说明案件处理结果，请求官府销案；调解不成，则说明理由，交官府处理。无论哪种方式，都是寓教化于调解之中，体现了避免对立、维护道德、导人向善的取向，是追求“无讼”的重要体现。

严格限定诉讼的程序条件，限制诉讼的数量。我国古代各朝大多从制度上对提起诉讼的主体、时间、事由、形式、前置程序等作出了较为严格的限定。就起诉人而言，《唐律疏议·斗讼律》规定：“即年八十以上，十岁以下及笃疾者，听告谋反、逆、叛、子孙不孝及同居之内为人侵犯者，余并不得告。”《宋刑统》指出，除了危害国家安全及违背道德伦理的重大案件，八十岁以上的老人、十岁以下的幼童及残疾者均没有“告诉”的权利。同时，起诉人在参与诉讼活动时，有一些特定内容不能作为起诉理由。比如，《唐律疏议·斗讼律》指出：“诸告人罪，皆须明注年月，指陈实事，不得称疑。违者，笞五十。”对当事人提起诉讼设立了比较严格的条件，否则将遭受处罚。《大明令》规定：“凡诉讼皆须自下而上，明注年月，指陈事实，不得称疑。”法律禁止当事人控告小事或事不关己且无法取证之事。

此外，起诉主体必须严格遵守诉讼程序规定，逐级进行诉讼，禁止越诉。这些方式都客观上在一定程度上使民众比较畏惧诉讼，而尽量采取其他手段解决纠纷。在诉讼时间上作出严格限制，规定时间以外起诉的，官府一律不予受理。例如《宋刑统·户婚律》规定：“谓诉田宅、婚姻、债负，起十月一日，至三月三十日检校，以外不合。若先有文案交相侵夺者，不在此例。”仅在每年农忙之后的特定时间段内，司法官才会受理有关土地、房宅、婚姻、债权债务的案件，以免影响生产。这就是“务限法”。这样的规定一直延续到清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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