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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发言：“有事好商量”

有效激发基层治理活力

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是人民民主的真谛。基层协商民主是提升基层治理效能以及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最基础、最广阔的舞台。在党中央的顶层设计推动和基层干部群众的广泛参与下，基层协商民主在基层治理中日益彰显出凝聚社会共识、扩大公民有序参与以及提升公共决策科学化等制度优势。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必须将民主与治理结合起来，紧盯群众需求、强化多元共治，进一步通过“有事好商量”的协商民主实践激发基层治理活力。

在正视群众需求中找准民意起点。随着社会文明水平的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需求、利益诉求日趋多元化，对基层治理能力提出了挑战。养老医疗、邻里纠纷、噪声扰民、环境卫生等“小切口”问题，蕴含着老百姓最真切的“幸福密码”。“有事好商量”不能自说自话，更不能走过场、搞形式主义，应做好对民众真实需求信息的收集，形成公共需求的议题清单，围绕党委政府关注的重点、群众关心的热点、社会治理的难点广泛征集议题信息，真正使协商内容契合“党政所需、群众所盼”。

群众参与协商是否积极，取决于其参与的有效性和同自身的关联性。畅通群众的诉求表达渠道，解决好群众身边的“烦心事”“揪心事”，是激发群众协商积极性的重要前提。近年来，各地纷纷进行基层民主协商议事的创新实践，积极回应基层治理难题，探索出了多种多样的基层民主协商议事机制。但仍存在协商议题商定标准不明确、协商程序过于简单、“商量”过程流于形式、成果反馈缺乏约束等短板。要紧盯涉及群众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民生小事”“幸福要事”，抓重点、抓实在、抓持久，积极拓宽协商议题创设渠道和表达平台。同时，公共需求是民主协商的起点，但并不意味着所有的需求都能最终进入协商议程，协商议事机构需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对收集的需求信息进行再加工，以“小切口”服务大民生，以小举措推动大发展，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

在“面对面商量”中解决治理难题。收集民意是第一步，在此基础上还应开展跟进式调研，全面了解协商议题的实践情境，推动协商议事有序开展，定向突破民生议题和治理难题。

一是通过调查研究深挖“问题之源”。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人口流动日益活跃，由于历史传统、发展差异、人群结构等各方面原因，基层社会出现了一些治理难度较大的“痛点”“堵点”问题，如社区物业纠纷投诉多、私家车乱停乱放、治理电动自行车“上楼入户”难、医疗养老服务供给不足等。面对群众最关心的急难愁盼问题，要进一步强化基层治理公共性和民主议事开放性，搭建分领域、全覆盖的利益表达渠道，铺设自下而上的民生议题设置机制，引导群众客观理性反映情况、表达诉求，深度挖掘症结所在、关键所在、根源所在，促进精准施策和精细服务。比如，一些地区针对社区老人行动不便、参与困难的情况，推出“移动办公桌”服务，把服务触角延伸到居民家门口，广泛征询群众治理意见，有效拓展人民群众参与公共事务的广度、深度和效度，为听清民意、察准民情、解实民忧开辟新渠道。

二是推进基层协商议事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运行。固定基层民主协商议事的场所、时间、人员等，让群众自己的规则由自己制定。例如，为确保村级协商议事实效，有的地方按照“提出问题、讨论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逐步总结出了“五定”工作法，即定主事、定议题、定议程、定会纪、定结果，引导群众通过协商议事表达诉求、化解矛盾，真正实现群众自我管理、自我决策、自我服务、自我监督。有的社区以打造协商示范点为契机，探索形成了“六步协商工作法”，即广泛征集知事、深入调查明事、多元参与议事、集体研究决事、分层分类办事、公示办理结果，社区协商议事越来越规范化、常态化，解决了以往社区协商临时性、松散性等问题。

在群策群力中增强治理的协同性。基层治理不是基层党组织和政府的“独角戏”，而是依靠多方力量普遍、有序、深度参与的“大合唱”，需要以构建共识与激励机制支撑保障。具体而言，基层党组织要强化党建引领，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将村（居）、群众、物业、社会组织的智慧和力量凝聚起来。村（居）党组织要搭建好桥梁与纽带，承担好“领头雁”“排头兵”的责任，搭建“商量”平台、制定协商规范，引导人民群众积极表达自身意愿和诉求。基层群众要提高主体意识，以主人翁姿态参与公共事务和公共管理，在议题设定、资源链接等全过程获取更大的话语权。社会主体要积极承接部分政府职能，发挥引导公众参与、提供多元化服务等作用，减轻政府的社会服务负担，破解基层治理资源有限和社会资源流动不均衡的现实困境。

群众参与是基层治理有效运转的核心动能，尤其需要在基层村居建设、综合治理、文化宣传等领域，有效激发群众共建共治的积极性。针对在高度流动性、离散化的现代城乡社会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