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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客票对号入座溯源

车票，是旅客乘车的凭证。民国时期，主流的铁路客车车厢分别为：头等车、二等车、三等车。这三种车是法定车厢，一般每趟列车都会加挂。

1928年6月4日早晨5时23分，张作霖乘火车在沈阳皇姑屯遭遇爆炸身亡，这趟列车当时就加挂了头等车8节、二等车3节、三等车5节。

买票需要排长队

牛代劳“捞外快”

头等车的乘坐者多为政府要员、外国人、大商人、社会名流。车座是软座，铺有地毯，化妆室、卫生间等一应俱全，而且一般带有卧铺车。二等车的乘客主要是政府低级职员、白领和小商人等。座位也是软座，设备较头等车略差。二等车有单纯的座车，也有附带卧铺功能的座车。后者白天是座位，晚上长椅为下铺，靠背支起当上铺，很方便就改造成了卧铺车；三等车的乘客更加广泛。车座是木质硬座，全是硬座车，没有卧铺。

民国期间铁路部门发售的以上三种车厢车票，不管是卧铺还是座位，车票都是“无座票”。车票票面上只写有发到站、票价、车厢等级等信息，没有座位号。那时候的火车，全部是上车找座位，没有对号入座的说法。当时头等车、二等车车票很贵，而且有一定身份限制，普通百姓坐不起。大部分时候，头等车和二等车内的旅客非常少，不会出现上车找不到座位的情况。而对于三等车旅客来说，人多拥挤，找座位也是件麻烦的事情了。

当时普通旅客的乘车程序是：买票(大站开车前2小时开始售票、小站1小时)、候车、检票、上车找座。因为没有对号入座制度，这一系列过程都是争先恐后，你推我撞，一幅纷纷攘攘的场景。买票则要排长队。铁路部门根据列车等级设立不同的售票窗口，一般头等、二等售票口人不多，三等车售票窗口则是人山人海，拥挤不堪。大的火车站附近一年四季都活跃着黄牛党，专门替人买票赚手续费。

检票要懂“潜规则”

递上钞票就放行

遇到某些不法检票员，看到排长队准备乘车的旅客，会突然停止检票，高声大喊：“客满了，停止检票。”这时候，常出门的旅客并不慌忙，手举车票挤到前面再递上一张钞票，检票员立即放行。有的无票乘客私下塞点钱给检票员，也能进站。上车找座更是个技术活。民国时一名旅客描述上车抢座的情形：“当你三次(指买票、检票、上车)从争先恐后的人群中杀出一条血路之后，一面喘着气，一面像老鹰捉小鸡一样目光炯炯找寻车上的座位；看见那边有空，便赶快一屁股坐下。”

著名作家巴金的散文《平津道上》描述，某次坐火车从天津到北京，买了一张三等车票，“三等车厢里的拥挤，简直使人想象不到。一开门就只看见到处是人头。”巴金提了一个大藤箱，走过了一个又一个车厢，每看到一个空座，刚要坐，立即有人阻拦说，“这里有人”。一直走到最后一节车厢，才总算找到一个位子。像巴金这样的斯文人，抢个位子不容易。

兵痞流氓霸座位

百姓敢怒不敢言

在火车上，一人霸占几个人的位子是大伙公认的违背社会公德的行为。丰子恺提起这个就一肚子气：“不说车厢社会里的琐碎的事，但看各人的座位，已够使人惊叹了。同是买一张票的，有的人老实不客气地躺着，一人占有了五六个人的位置。看见找寻座位的人来了，把头向着里，故作鼾声，或者装作病了，或者举手指点那边，对他们说‘前面很空，前面很空’。有的人用行李分占了自己左右的两个位置，当作自己的卫队。有的人没有行李，把身子扭转来，一个屁股和一支大腿占据了两个人的座位，而悠闲地凭在窗中吸烟。他把大乌龟壳似的一个背部向着他的右邻，而用一支横置的左大腿来拒远他的左邻。这大腿上面的空间完全归他所有，可在其中从容地抽烟，看报。逢到找寻座位的人来了，把报纸堆在大腿上，把头攒出窗外，只作不闻不见。还有一种人，不取大腿的策略，而用一册书和一个帽子放在自己身旁的座位上。找座位的人倘来请他拿开，就回答他说‘这里有人’。”

那时候，还有很多兵痞、流氓，他们上车往往大腿一横，一个人占了一排座，老百姓敢怒不敢言。以上种种痛苦、乱象，都是因为没有对号入座制度。

预订卧铺和座位

需要另缴手续费

民国时期，显然不具备对号入座的条件。要实现对号入座，最起码得满足三个条件：一是乘客数目不能超过座位数目太多。民国铁路设施极差，三等车通常人满为患。有时候车辆不够用，还经常加挂“四等车”，其实就是棚车，压根就没座，更是无号可对；二是有精确的车票管理系统，这一点要到计算机时代才能实现；三是列车铺位、座位编号要固定。民国的列车今天可能挂两节卧铺车，明天就可能挂五节。车辆的内部构造也不一样，今天挂的车有100个座位，明天挂的车可能只有80个座位。连标准、固定的编号都无法做到，对号入座更是空中楼阁。

那时头等、二等车也可以预订卧铺和座位。但是预订后，直到上车前，也无法知道铺位和座位号。预订只是保证你上车有位子，而不是给你一张写有座位号的票。这与对号入座不是一回事。更重要的是，预订也是要花手续费的。在基本的火车票之外，你为了保证自己上车有位子，必须额外多花一笔钱！

有铁道部官员到德国考察，他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