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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构“三农”问题

为什么会有三农问题？“三农”是一个什么性质的问题？怎么解决“三农”问题？“三农”是不是个无解方程？这些问题不仅理论界在苦苦思索，而且政府和基层干部也在不断探索。笔者也想对此类问题谈点自己的看法和思路。

一、为什么会有“三农”问题

“三农”问题可以用一个“弱”字来回答，即农民是弱势群体、农业是弱质产业、农村是一个地位正在弱化的领域。

1、农民是弱势群体常常成为被伤害的对象。农民之所以常常成为被伤害的对象，就是因为农民是弱势群体，农民是弱势群体又源于农民组织化程度低、民主化程度低、社会化程度

低，以及农民在国家的决策中，缺少话语权，缺少利益代言人和压力集团为其呼吁、为其呐喊。一是缺少利益代言人：无法形成“院外游说”压力集团，以致在国家资源的分配时和制度安排上处于极端不利的位置。分散经营使农民自成体系，组织化程度低，不用说全国性的农民组织，既使省、市、县也没有一定组织程度的农民团体，缺少利益代言人，这就使得农民的利益不能得到有效的外部监督。改革愿望无法通过压力集团的“院外游说”反馈给决策机构。在争利的利益分配和制度安排中，压力是决定利益分配的重要法码。组织化程度低的农民，根本没有势力影响高层决策。公共决策的“利益倾斜”的机会很少。二是组织化程度低：难以与社会化的大市场耦合，难以与组织化、专业化、社会程度高的企业进行平等的交易。改革开放前农民利益可以通过集体经济组织得到保护，通过集体在与其他主体进行交易，地位上基本是平等的。但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一切的交易活动，一切的谈判都由农民自己完

成。而与农民进行市场交易的主体，如粮食部门、供销社、涉农企业都是高度组织化、专业化、社会化的组织。农民与市场其他组织的交易地位、谈判地位极不对称。农民与企业之间的组织程度的差异，交易成本的差异就决定了农民只能被动的接受交易条件。这种地位不等的交易条件，往往导致交易结果的不公平，组织化程度高的主体受益，而组织化程度低的农民则受损。三是农民现在几乎无法将自己的意愿主动的反映给决策者（除决策者向下了解民情外）。农民真正能够表达自己意愿的方式就是上访。但是上访并不是一种正常的、民主的渠道。而是一种无奈的选择。上访比较多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农民缺

乏正常的民主渠道来表达自己的意愿。现在农民的意愿只能通过决策者利用各级组织或者下派调查组的调查调查向上反馈。但是这对农民来说，是一种被动的表达自己意愿的方式。农民无法随时地通过民主的渠道向最高决策层反映、表达自己的需求。由于农民不能通过正常的渠道来主动反映和表达自己的意愿和影响决策者的制度安排，这就决定了农民只能被动的接受经过各种利益集团（除农民以外）斗争而相互妥协的制度，这显然使农民处于不利的位置。所以农民没有正常的渠道反映和表达自己的意愿，势必使农民在争利格局中处于弱势地位。这就提出了两个需求：一是农民需要民主形式这种代言渠道和机制来反映自己的需求和意愿；二是民主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民主完全成熟前，农民更加需要利益代言人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四是社会化程度低：缺乏社会信息披露渠道为农民声援和呼喊。农民社会化程度低，与外界交往不多，生产的商品化程度也不高（一般为30-40%）。当农民遇到了困难，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或者受到地方政府、村级组织的盘剥等其他事情时，没有正当的信息披露渠道（社会舆论、新闻媒体等），来唤起其他人、其他主体或者政府部门的注意，不能得到社会的帮助和支持，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或者伤害也得不到纠正。一切的困难和不公正、不公平的待遇只能自己默默承受（当然可能上访）。与其他主体相比，农民不能利用利用社会化的信息披露渠道唤起社会来保护自己。

2、农业是弱质产业是一个比较利益低的产业。“三农”问题除了制度和政策方面的问题外，还与农民所经营的产业特点有很大的关系。农业是一个较为典型的弱质产业，既面临自然灾害的风险、又面临市场风险大，还经受发展带来的风险，所以农业在与其他产业、其他主体的交易、搏弈中，总是处于不利位置，受伤害的总是农民。一是自然风险大。农民生产经营的对象是植物、动物和微生物，它们受外界环境的影响较大，

如光、热、土、肥等，生产呈现多变性和不稳定性。这些不确定因素对农业生产经营的影响很大，决定着农业生产经营优劣成败。农民对自然灾害基本上无能为力，只能任其肆虐。如从1950年至1989年的40年间，我国农业自然灾害的受灾面积平均每年50881万亩，成灾面积21172万亩；受灾最多年份为80346万亩，最小年为13553万亩；最多成灾年为40038万亩，最少年为6198万亩。这意味着农业生产经营所需要的各种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