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庄的农民合作机制研究.docV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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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合作研究

内容摘要：我国农民合作组织建设与发展所取得的成就，是党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高度重视三农工作的集中体现。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对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做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指出要“支持农民按照自愿、民主的原则，发展多种形式的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十六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要“鼓励和引导农民发展各类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提高农业的组织化程度。”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再次强调要“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党的十七大第一次把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写入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支持供销合作社、农民专业合作社、专业服务公司、专业技术协会、农民经济人和龙头企业等多种形式的生产经营服务。”2004年以来的5个中央一号文件都对促进农民合作组织发展做了具体部署。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和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法律，也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首次以立法形式推进农民的经济互助与合作，为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提供了坚强的法律保障。

关键词：农村精英契约缺失农民合作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现在正处于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阶段，农业发展、农民增收面临着空前的困境。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提出为化解这一困境提供了契机。在当前的新农村建设实践中有两点是非常重要的：一是基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变基础之上的组织创新与制度创新；二是恢复和重建农田水利灌溉设施，加大对农村公共品的投资力度。组织创新与制度创新的路径主要有两个：一是强化乡镇基层政权与村民自治组织改革；二是倡导农民合作化，让农民根据自身意愿建立各种类型的农民合作组织，包括经济组织、文化组织、老年人组织等。而限于农村公共品的非排他性与可能存在的一定的竞争性，农村公共品的建设也需要农民之间的相互合作以排除少数人的搭便车行为，避免走入“囚徒困境”。所以，当前的新农村建设迫切需要加强农民的合作能力建设。《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出台为农民进行经济合作提供了外在的法律环境，但如何使农民在经济以及其它各个领域的合作从理想走向现实则需要从村庄的性质进行把握，从而提供可行的发展建议。

二、已有的相关研究

当前对农民合作的研究大多是采用经济学的研究视角，从制度变迁、交易成本、比较优势、合作博弈、市场改革等方面展开论述，较少从村庄性质的微观基础上进行把握参考文献[1]黄祖辉，农民合作:必然性、变革态势与启示[J].中国农村经济，2000.（8）[2]孙亚范，现阶段我国农民合作需求与意愿的实证研究和启示[J].江苏社会科学，2003.(1)2]。社会学界对农民合作的研究则主要侧重于微观层面，从农民合作的影响因素出发展开论述。罗小锋

参考文献

[1]黄祖辉，农民合作:必然性、变革态势与启示[J].中国农村经济，2000.（8）

[2]孙亚范，现阶段我国农民合作需求与意愿的实证研究和启示[J].江苏社会科学，2003.(1)

[3]罗小锋，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双重困境下的农民合作[J].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学报，2005.(4)

[4]贺雪峰，熟人社会的行动逻辑[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4.（1）

[5]吴理财，对农民合作“理性”的一种解释[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4.（1）

亲、宗教信仰等因素的传统型（也可称之为长老型）权威也出现复苏的趋势。因为有村庄精英的存在，东部沿海地区的村庄治理工作就比较容易开展。比如，当地的基础设施往往就很容易形成已经流出村庄的现代型精英出资与留守精英出谋划策、组织实施的外部带动、内部发力的发展格局。

然而，在广大的中西部地区，我们看到的却是一个缺乏分层与缺乏记忆的村庄。类似这样的村庄的治理工作是一个很艰难的问题。一个常见的例子就是在村委会换届选举中，或者是村民漠视自己的投票权，认为选举纯粹形式，选谁都一个样；或者是得票人票数相当，谁也不能过半数，即使侥幸过了半数，背后还有一个或数个强大的反对力量。当然还有可能出现其它更加复杂的现象。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就是农村精英的缺失导致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缺乏能够服众的领袖人物以致农村社区的村庄治理工作陷入困境。在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农村的社会结构开始分化，社会流动的几率增大，社会的价值评判标准趋向于物质化，经济因素成为重要的分层标准。一些传统精英、体制内精英与有潜力的普通村民脱颖而出，在市场化的改革中掌握了大量的物质财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流向城市寻找更好的发展机会以及舒适的生活方式，他们的生活是面向村庄以外的社会而不是村庄以内的乡土社会。这些现代型农民精英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