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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货膨胀的防治与税收法律制度

一、通货膨胀、税收调控和税法

（一）通货膨胀问题不行轻视

经济是否稳定增长的一个重要标志，是社会总供求在总量和构造上是否平衡。当总供求平衡，就会充分就业，物价稳定，经济稳定增长；当总需求大于总供应，就会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当总供应大于总需求，有可能引起经济萧条，失业增加。通货膨胀表现为物价的持续上涨，价格过高地偏离价值。从1990年至1996年，我国经济所面临的是通货膨胀问题，1994年物价在连续较高涨幅的根底上，居民消费品价格和商品零售价格分别比1993年上涨了24.1％和21.7％。1996年我国经济胜利地实现了软着陆，将通货膨胀率掌握在6.6％。1997年我国物价上涨率又进一步掌握在3％以内，与此同时，gdp（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却到达8.8％。我国国民经济运行方式已经由“高增长、高通胀”转入“高增长、低通胀”的轨道，商品市场整体上已经告辞了短缺经济，走向买方市场。

但是我们能不能说通货膨胀问题已经彻底解决了呢？不能。1997年以来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给了我们很好的启发。1997年以前，东南亚经济就是处于“高增长、低通胀”进展阶段，制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但在东南亚经济高速进展时期，各国的经济构造已经严峻不合理，过分依靠国际市场，银行有大量的坏帐、呆帐，经济泡沫比拟严峻。但这些问题当时处于隐藏状态，并未引起政府的重视，其积存到肯定程度，金融危机不行避开地产生，货币大幅贬值，国内通货膨胀加剧。从经济周期角度看，我国目前处于经济萎缩期，产品相对过剩，失业较为严峻。政府要保持经济较快的增长速度，增加就业，就必需增加投资，刺激消费，但假如投资规模过大，必定引发货币数量急剧膨胀，货币扩张量加剧，而生产出的有效产品跟不上这个速度，通货膨胀就不行避开，历史上我们有过这方面深刻的教训。社会总供求的平衡不仅包括总量均衡，而且包括构造均衡。构造失衡，供求关系仍不平衡。在我国经常是有些产品过剩，而有些产品（如能源、交通、高科技）严峻缺乏，这主要是由于产业构造不合理和投资构造不合理，假如任其进展下去，就会形成因构造不合理造成的供应短缺性的通货膨胀。从世界范围来看，国际清算银行（bis）在1998年6月8日的年度报告中指出，亚洲金融危机可能对整个亚洲地区的经济带来较大的不利影响，报告还说，在美国和英国，劳动力市场趋紧，贸易收支平衡恶化以及金融资产价格上涨等状况同时消失，说明通胀的危急正在加大，并建议美国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注：参见《中国证券报》1998年6月10日第7版。）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国际市场对我国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因此，我国决不能轻视通货膨胀问题，这是我国在相当长时期内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金融政策的主要缘由。《中国人民银行法》明确规定，货币政策的目标是“保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的增长”。

（二）通货膨胀与税收调控及其税收法律机制

防治通货膨胀应综合运用各种手段。税收作为国家所把握的调控手段之一，可以通过税种、税目、税率构造的优化组合，起到对经济的调控作用。税收调控可以抑制投资需求，削减政府支出，刺激企业生产和供给有效产品。税收在对总量失衡调整的同时，还可对构造失衡加以调整，税收可以通过合理的税制构造和税负大小，来调整不同产业、不同投资方向的预期税后利润率，从而调整投资方向，对长线产业加以限制，抑制“马太效应”（注：参见文英《论税收调控的经济稳定增长目标》，《税务与经济》1996年第6期。），对短线产业实行“松”的政策，实行税收优待。

税收调控对经济的影响是以国家政治权力为依据，以国家公布的税法为根底，纳税人必需依法纳税，否则就要受到法律制裁，这是税收调控经济增长的最大优势，税法制约和调整因税收行为而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国家每开征一种税，都要制定相应的根本法规，以便依法征税。税法的根本内容包括纳税主体、征税客体、税率、税目、纳税环节、纳税期限、减免税、违规处理等内容。税法同其他法律一样，具有强制性，但客观状况又千差万别，为适应纳税人的详细状况，税法又规定了在肯定条件下可以减免的条款。由于税种众多，税法具有多样性特点，同时国家还要依据各个时期经济进展状况，对税法进展修改、废除、重新制定。

优良的法律如同优良的土壤，假如税法能够与税收经济关系的运行规律根本切合，就能有效地标准税收行为，执法者受法律制约而秉公执法，政府就能有效地发挥税收杠杆对通货膨胀的抑制作用。美国政府就曾经制定税法、利用税收杠杆取得肯定时期的胜利，里根政府1981年制定了“经济复兴规划”，于同年3月和5月分别向国会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