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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时期的志怪小说家群考论

志怪，是中国古代小说最受关注的题材。《庄子·逍遥游》云：“齐谐者，志怪者也。谐之言曰：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陆德明音义云：“齐谐，户皆反，司马及崔并云人姓名，简文云书。志怪，志，记也；怪，异也。”《列子·汤问篇》也有类似的说法：“有溟海者，天池也。有鱼焉，其广数千里，其长称焉，其名为鲲；有鸟焉，其名为鹏，翼若垂天之云，其体称焉。世岂知有此物哉？大禹行而见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坚闻而志之。”志怪之作，《庄子》谓有齐谐，《列子》则称夷坚，并且将他与大禹与伯益联系起来。大家知道，“古今语怪之祖”的《山海经》，向来就被视为大禹和伯益的作品：

《山海经》者，出於唐虞之际。昔洪水洋溢，漫衍中国，民人失据，崎岖於丘陵，巢于树木。鲧既无功，而帝尧使禹继之。禹乘四载，随山刊木，定高山大川。益与伯翳主驱禽兽，命山川，类草木，别水土。四岳佐之，以周四方，逮人迹之所希至，及舟舆之所罕到。内别五方之山，外分八方之海，纪其珍宝奇物，异方之所生，水土草木禽兽昆虫麟凤之所止，祯祥之所隐，及四海之外，绝域之国，殊类之人。禹别九州，任土作贡；而益等类物善恶，着《山海经》。

《左传》宣公三年，还记载了王孙满对楚子的一段话：“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两，莫能逢之，用能协於上下，以承天休。”在这段话中，“物”字共出现了三次：第一次曰“远方图物”，杜预注云：“图画山川奇异之物而献之”；第二次曰“铸鼎象物”，杜预注云：“象所图物，着之於鼎”；第三次曰“百物而为之备”，杜预注云：“图鬼神百物之形，使民逆备之”，“民无灾害，则上下和而受天佑”。

从“世岂知有此物哉”，到“类物善恶，着《山海经》”，深刻地揭示了“怪”的观念与客观存在的“物”之间的关系。怪，首先是物；不过，对於人来说，它们是异己的物，不熟悉、不了解的物。因为不熟悉，不了解，就不免会产生神秘感恐惧感。螭魅罔两，都是山川之间的精怪。远古时代的人们，经常要到川泽山林中去捕渔打猎，难免要碰到种种奇怪的“百物”，王充在《论衡·儒增》中指责“金鼎之器，安能辟奸”，说：“安能入山泽不逢恶物，辟除神奸乎？”乍看起来是很“唯物”的，其实恰是误解了铸鼎象物的本意。杨慎撰《山海经後序》，则以为禹铸九鼎是“《山海经》之所由始”，他说：“神禹既锡玄圭以成水功，遂受舜禅以家天下，於是乎收九牧之金以铸鼎，鼎之象则取远方之图，山之奇，水之奇，草之奇，木之奇，禽之奇，兽之奇，说其形，着其生，别其性，分其类。其神奇殊汇，骇世惊听者，或见，或闻，或恒有，或时有，或不必有，皆一一书焉。盖其经而可守者，具在《禹贡》；奇而不法者，则备在九鼎。九鼎既成，以观成国，同彼象而魏之，日使耳而目之，脱輶轩之使，重译之贡，续有呈焉，固以为恒而不怪矣，此圣王明民牖俗之意也。”说得倒是很有道理的。

总之，远方图物也好，铸鼎象物也好，都是出於一种功利的目的，即让人们事先能够认知种种奇怪的“恶物”“神奸”而“逆备”之：趋利避害，恰是人的生存本性所驱使，目的是为了妥善地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史记·留侯世家》云：“学者多言无鬼神，然言有物。”司马贞《索隐》：“物，谓精怪及药物也。”说明在司马迁的理解中，物的概念，是先於鬼神而存在的，因而是唯物主义的。

但是，“志怪”由《庄子》、《列子》的寓言，变成真正小说实体的专名，却有赖於东晋时期以“志怪”为小说专集名书的小说作家群的出现；他们在短时期中推出了一大批志怪小说集，几乎将整个社会裹挟而去，由此而造就的极大声势和掀起的空前热潮，使人们不得不正视“志怪”这一文学现象的煊赫的存在。遗憾的是，这批作家虽然人数极夥，但他们的作品集却几乎统统亡佚不传了，後人只能从史书和目录书的着录中，得知它们的存在，并从後世的若干类书里，窥见其中的部分佚文。如《曹毗志怪》，晋曹毗撰，清文廷式《补晋书艺文志》入子部小说家类，鲁迅《古小说鈎沉》辑得一条；《殖氏志怪记》，晋殖氏撰，《隋书·经籍志》入史部杂传类，《古小说鈎沉》辑得两条；《孔氏志怪》，晋孔氏撰，《隋书·经籍志》入史部杂传类，《新唐书·艺文志》入丙部小说家类，《古小说鈎沉》辑得十条；《祖台之志怪》，晋祖台之撰，《隋书·经籍志》入史部杂传类，《新唐书·艺文志》入丙部小说家类，《古小说鈎沉》辑得十五条，等等。还有《太平御览》所引，有《志怪》、《志怪集》、《许氏志怪》和《杂鬼神志》；《玉烛宝典》所引，有《志怪》、《杂鬼怪志》；《太平广记》所引，有《志怪》、《志怪录》；《北堂书钞》所引，有《志怪集》、《杂鬼神志怪》，等等，均不见有书目着录，鲁迅在《古小说鈎沉》中共辑得二十条，无以归类，只好总其名曰《杂鬼神志怪》。

二

在这批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