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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环境保护思想

一、“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生态和谐思想

尊重自然，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是我国优秀的传统思想之一。上古时期，我们的祖先对自然界的变化很不理解，每逢遇到水旱灾害，便以为是人事活动得罪了上天，因而受到上天的警告。舜帝时，洪水泛滥，舜认为这是上天“洚水儆予”。人违背自然规律行事，就会受到惩罚，故人类社会的一切事务，均应建立在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前提之下。对滋生养育万物的大自然，则充满着感激赞美之情：“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至哉坤元，万物资生”。庄子继承并发挥了这一传统思想，他认为，自然界有其自身的客观规律：“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兽固有群矣，树木固有立矣”，而人不过是大自然的一个组成部分，与大自然本是一体：“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因此，人的一切行为都应与天地自然保持和谐统一。他把人与自然的和谐视为“大本大宗”：“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谓大本大宗，与天和者也；所以均调天下，与人和者也。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大本大宗”即最根本最主要的事情，也就是说人类要了解自然规律，掌握自然规律，按自然规律办事，这样才能做到“天和”，而“天和”是“人和”的前提。为此，庄子进一步发挥了道家“无为”的理论。

“无为”是道家思想的核心，也是道家尊重自然的表现，在这一点上，庄子和老子一脉相承。“从容无为，则万物炊累焉”，“无为也，则用天下而有余；有为也，则用天下而不足”。“无为”就是要顺应万物生长的规律，因势利导：“因其所有而有之，则万物莫不有；因其所无而无之，则万物莫不无”。“无为”才能使万物滋生，繁衍昌盛，源源不断，用之不尽。庄子以长梧封人种地的经验为例告诫人们，人类以怎样的方式对待自然，自然就以怎样的方式回报人类：“昔予为禾，耕而鲁莽之，则其实亦鲁莽而报予；芸而灭裂之，则其实亦灭裂而报予。予来年变齐，深其耕而熟耨之，其禾繁以滋，予终年厌飧”。庄子反对人们以“鲁莽灭裂”的残暴手段肆意破坏自然，主张在顺应和保护自然的前提下利用自然条件生产财富。庄子把既懂得社会发展规律又了解自然规律的人称为“真人”、“至人”：“知天之所为，知人之所为者，至矣”。“真人”处处与自然环境协调，叫做“与天为徒”；无视自然规律，随心所欲，一意孤行，叫做“与人为徒”，这种人是注定要失败的，最终逃不脱大自然的惩罚。因为“天与人不相胜也”《大宗师》，人终究战胜不了天，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是人的意志改变不了的。因此，即使是人间的最高统治者——帝王，管理国家、颁布政令也必须以自然规律为准：“莫神于天，莫富于地，莫大于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此乘天地，驰万物，而用人群之道也”。

对人类社会中形形色色的违背自然规律的粗暴作法，庄子表示极大的愤慨。《秋水》篇载：“何谓天？何谓人？……牛马四足，是谓天。落马首，穿牛鼻，是谓人。故曰，无以人灭天”。天地万物并非专为人类而设，但人类出于自身需要“落马首，穿牛鼻”，这是违背牛马本性的。在《马蹄》篇中，他以马喻大自然，以伯乐喻人为：“马，蹄可以践霜雪，毛可以御风寒，龁草饮水，翘足而陆，此马之真性也。及至伯乐，曰：‘我善治马’。烧之，剔之，刻之，雒之，连之以羁馽，编之以皂栈，马之死者十之三矣；饥之，渴之，驰之，骤之，整之，齐之，前有橛饰之患，而后有鞭筴之威，而马之死者已过半矣。”“烧之，剔之，刻之，雒之”，“饥之，渴之，驰之，骤之，整之，齐之”都是人类种种干涉手段形象化的具体表现。随着人类干涉自然、破坏自然活动的升级，马死的数目也逐渐增多，“马之死”则象征由于人为破坏导致自然环境恶化以至毁灭的悲惨结局。在另一则关于浑沌的寓言中，庄子又用悲剧式的浑沌之死，警告人类切勿轻举妄动。否则，总有一天，要为自己的轻率之举付出沉重的代价，那就是人类将永远失去自己赖以生存的立足之地——地球。如果把庄子以上思想与早期基督教教义相比，其地位当更加令人瞩目。基督教自产生之日起，便宣扬人是自然界万物的管理者。按照《旧约·创世纪》的说法，是神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并命令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人是自然界的统治者，是在替上帝行使职权，而上帝创造万物的目的是为了让人享用：“神说，看哪！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作食物。”直到当今人类面临种种严峻的环境问题时，西方一些思想家才开始意识到这一教义的危害，并为此反省：“基督教对待自然的传统态度是造成生态破坏的重要因素之一”。杰里米·里夫金、特德·霍华德合著，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基督教负有重大的罪行，……除非我们摒弃基督教认为自然只是为人服务而存在的信条，否则就将继续陷入一个越来越糟糕的生态危机中”。巴里·康芒纳著，1990年版，甘肃科技出版社。）庄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