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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收入分配政策税收及社会保障政策

一、统竞选期间，布什许诺会通过制定“儿童减免”来推动其“亲家庭”式的税收改革。最终，这一动议作为对EITC的极大补充而被实施。分析表明，在支持中等收入水平的家庭方面，增加EITC比提高最低工资更有效率。提高最低工资已经扩展到那些有配偶和子女需要抚养的工人，但他们并不一定来自低收入家庭；而且，提高最低工资对就业也存在负面影响，而EITC则更具有针对性。1990年的法案通过之后，EITC率对低收入纳税人的补偿已经超过了他们所缴纳的收入税或社会保障税。在这之前，社会保障税率为工资的%，而EITC最多相当于工资的15%。因此总的来看，这一里程碑式的变化很清楚地表明EITC已经是一种支出额，而不是减税。

1.克林顿时期。克林顿赞成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以实现劳有所得，弥补过去因通货膨胀而造成的实际最低工资的下降。1995年克林顿总统提议提高最低工资标准。

全国最低小时工资于1996年10月1日从美元提高到美元，1997年9月1日提高到美元。许多商业性税收抵免被附在了最低工资法案的后面，并被正式称为《1996年小企业就业保护法》。有关的证据表明1996年和1997年提高最低工资达到了支持者们所期望的效果：在不严重影响就业增长的同时，提高了低收入劳动者的工资。最低工资的提高对处于收入分配末端的人群的影响并不小，他们的实际工资在经历了多年的衰退之后，随着最低工资提高而增长。

工作福利开发脱贫原则是克林顿政府社会福利政策的最大特点。克林顿曾说“：我们将结束我们所知的福利”“，那些工作的人不应该处于贫困状态”“，能工作的任何人都不应该永远依赖福利生存”。[2]1994年克林顿政府提出了一项福利改革法案，要求福利接受者在享受福利的同时立即参加培训或寻找工作机会，并对现金资助设定了两年的时间限制，但是某些活动可以不受此限制。两年后，福利接受者被要求参加工作。

如果他们找不到工作，那么政府将提供一份有资助的工作。各州被赋予了更大的灵活性，但是福利仍然是政府的特定资助计划，这表明所有有资格享受福利的人都有获得资助的保证。1996年福利法案在经济扩张最强劲的时期得到实施，成为美国历史上最成功的服务于穷人的社会政策之一，明显提高了单亲母亲家庭的劳动参与率和家庭收入。克林顿政府还出台了各种支持低收入贫困工作家庭的联邦和州福利计划，其中包括食品券、医疗补助计划、儿童照料、儿童税收抵免和劳动所得税抵免。另一个令1996年福利改革受欢迎的因素是工作资助体制。

大约从70年代开始，国会创造了一系列计划为有工作的家庭提供福利。初始的动机和绝大多数计划得到扩张也许可以更多地归因为仅仅为低收入家庭提供福利而不是提供工作激励的愿望。而克林顿政府要着手创建的是一个基于工作而不是基于依赖社会的新社会契约———通过奖励工作和要求工作来扩大机会，同时要求承担责任作为回报的契约。克林顿政府想提供正确的激励措施和价值：使每一份工作的薪酬都要高于福利，但同时要求所有能工作的人都参加工作。工作是最有效率的，它为社会和反贫困政策提供了最经得起考验的基础。

看似难以解决的预算赤字问题让位于大量的预算盈余，这使美国的财政状况在90年代以出人意料的逆转而闻名。克林顿总统想把加强社会保障作为第二届任期的首要目标之一，提出了指导社会保障改革的五项原则：

21世纪加强和保护社会保障；

维持普遍性和公平性；

为人们提供可以依赖的受益金；

为低收入和残疾受益人保留经济保障；

维持财政约束。

克林顿总统通过以下几项行动提供了出色的服务：警示美国公众人口老龄化必然会导致长期的社会保障资金问题；在不提高工资税税率的情况下确立“首先挽救社会保障”的目标；提出股票投资在实现该目标中的作用。克林顿政府通过保留预算盈余来帮助解决特定用途的应支出项目的努力以失败而告终，因为小布什政府通过了一个大规模的消费导向型减税计划，在不到六个月的时间里就消耗了大部分盈余。从长期财政不平衡的规模以及可被用以解决该问题的预算盈余的规模来看，美国人民失去了一个预筹未来退休金和联邦医疗保险受益金的大好机会。

2.小布什时期。

布什的第一个任期内，1981年曾经出现过的对税率的大幅度削减再次上演，成为他的国内政策的主导。布什政府的第一任财政部大臣保罗·奥尼尔l指出，像他和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那样关心预算的人都在争论中失败了。格林斯潘指出如果不能保证解决债务目标，那么“减税就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财政政策”。2001年的《经济增长与税收减负调停法》减少了所有收入水平上的纳税人的平均税率，边际税率下降幅度约为62%。位于中下收入阶层的纳税人的最低税率从15%下降到10%。很多位于该收入水平的工人们也发现，他们每多挣一美元，他们的EITC也随之下降21美分。一般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