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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词与柳永词之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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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词与柳永词之异同

宋人俞文豹在《吹剑续录》中记录了苏轼的一段逸事：“东坡在

玉堂，有幕士善讴。因问：‘我词与柳七郎如何？’曰：‘柳郎中词，

只合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

关东大汉，执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东坡为之绝倒。”可

见，柳永和苏轼一向被认为是词风迥异的两位词人，他们分属于“豪

放”以及“婉约”两派。因为传统上认为，苏轼创作豪放高雅的词，

是对柳永“俗词”的否定。且可以确定的是，自宋代到清末，士大夫

们对于柳永词风的评价都不高。这一点从上面幕士的话中，亦有所体

现。

但是事实上，苏轼词与柳永词之间的异同并非用“豪放”和“婉

约”这简单二词便能加以区别。另外，二者在词史上的地位，亦并不

是单单强调苏轼词对柳永词的革新便能概括的。

在题材取向上，二人同样是朝自我化方向拓展——重于表现自我

独特的人生体验、心态。晚唐五代词中大多是表现离愁别恨、男欢女

爱等类型化情感，而柳永却突破了这一点，真实地于文字当中寄予、

表现自己追求、矛盾、失意等复杂心态，这在其所擅长的羁旅行役题

材上体现得尤为突出。例如《六么令》中“因此伤行役。思念多媚多

娇，咫尺千山隔。都为深情密爱，不忍轻离拆。”短短一段文字，便

将长期在外宦游，不得不与佳人别离的苦闷辛酸表现得淋漓尽致。苏

轼更是进一步开拓深化了这种抒情自我化方向。他将传统上只表现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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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是空泛地款款而谈。如《蝶恋花》中：“花褪残红青杏小。

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这一

阙中，虽重在写景，然而“红花”“青杏”“柳絮”等意象，无不撩

人愁绪，脱俗的文字携着雅致的味道使得伤春之感油然而生。另外，

哪怕是在处理言情题材上，苏轼词也呈现出有别于柳永词的“传统艳

情”风格，他不是单纯停留在男女爱情相思的描写上，而是常常有所

兴寄。另外，他习惯于充当局外人，以戏谑的口吻描写他人之间的爱

情。可见，苏轼运用雅言，突破词为“艳科”的传统格局，着意于开

拓词境，将词之“缘情”与诗之“言志”相结合的做法，正是促使其

词作表现出一种高雅的审美内涵与趣味的重要原因。

在艺术表现手法上，二人之词同样存在着极大的差异。柳永为适

应慢词长调体式的需要和市民大众欣赏趣味的需求，创造性地运用铺

叙以及白描的手法。柳词中的铺叙或体现于抒情主人公丰富内心世界

的层层刻画，或体现于事情发生、发展之场面和过程。另外与铺叙相

配合，他言情叙事写景状物时，大多习惯直抒胸臆。如《雨霖铃》中：

“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

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多情自古伤离别。……此去经年，

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词的上阙

先以细腻的笔触白描了一对恋人离别时难分难舍的情景。下阙再不加

藻饰地刻画出自己“多情自古伤离别”的心境，但是离别却值冷落清

秋，忧愁甚于平时。且纵使有美景良辰，然而经已与佳人别离，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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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愁苦又何以释怀呢？就这样，柳永把握住整个送别场景动态变化，

以及对人物内心情感进行逐步深入的描写，使全首词不仅显得声情并

茂，而且感人至深。苏轼则使用“以诗为词”的手法——将诗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