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商人社会地位的变化及对社.docx

明末清初商人社会地位的变化及对社

由图表1可知，江浙占全部人数的34％，山陕占全部人数的17％，二者相加占全部人数的51％，为全部人数的一半强。这不是偶然的，江浙(含安徽)，为徽商、江苏商、浙江商活动的区域。山陕为中国北方最大的商帮。东林党人中有的是盐商出身，有的是官僚地主兼营工商业，有的虽非工商业者出身，其社会关系却与商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明万历年间，矿监税使横行。东林党人极力反对矿监税使，除因为是有识之士的缘故外，与其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有着很大关系，也是无可置疑的。因而东林党入主张罢税，严惩税棍，革除积弊，兴工商业。东林党人高攀龙在《罢商税揭》中说：“商税之失人心倍蓰于加派。加派之害以岁计，商税之害以日计。”⒆他又说：“矿税流祸，四海困穷。……商税一事，言之痛心。”⒇东林党人、凤阳巡抚李三才接连上疏，指责神宗派矿监税使四出聚敛说：“奈何陛下欲崇聚财贿，而不使小民享升斗之需；欲绵祚万年，而不使小民适朝夕之乐。自古未有朝廷之政令、天下之情形一至于斯而可幸无乱者。”[21]他指出：税监“孤人之子，寡人之妻，拆人之产，掘人之墓，即在敌国仇人，犹所不忍，况吾袵席之赤子哉!”[22]他们还要求体恤商铺行，反对官府对商贾铺户横征强买“须照时价给现银，与市民两平易买，不得倚官减值，亏短赊欠，不得纵容买办人索取铺行钱物”。[23]有些东林党人还积极支持市民的反税监斗争，如应天巡抚曹时聘疏劾税监孙隆、刘成。万历四十二年(1614)税监高寀为虐闽中，周起元、周顺昌也不断上疏弹劾高寀，为商民请命。苏州织工领袖葛成为反税监而死，东林党人文震为他写碑，朱国桢为他写志铭。同样，当东林党人遭到朝廷迫害时，商人也给予东林党人同情。如天启六年(1626)三月十五日，锦衣千户张应龙率缇骑到苏州逮捕东林党首领周顺昌[24]，在苏州的山西绛州大商人张国纪等“倡诸贾，欲缗贿缇骑，毋为忠介苦”。[25]不难看出，东林党人在明中后期形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并形成经世实用之学，对当时的政局有着很大的影响，而在他们的背后有着商人的影子。也就是说，东林党人的社会背景与商人有着密切关系，以致影响到东林党人的政治主张，此可谓明末商人影响国家政权的又一表现。(三)清初政府与商人的结托关系早在明末清兵人关前，一些商人即以张家口为基地，往返关内外，从事贩贸活动，为满族政权输送物资，甚至传递文书情报。据《清实录》载，天命三年(1618)，时有山东、山西、河东、河西、苏杭等处在抚顺贸易者16人，努尔哈赤“皆厚给资费，书七大恨之言，付之遣还”。商人在关内外的贸易活动，对人关前清政权在物资上给予了极大的支持，清政权对于商人也给予礼遇和重视。商人对清统治者加强对蒙古地区的统治起到了配合作用。后金崇德三年(1637)，皇太极曾命满族贵族带领100名内地汉族商贾，携带货物到归化城贸易。清兵入关，军费支出猛增，财政十分困难，对此，都察院参政祖可法、张存仁曾建言：“山东乃粮运之道，山西乃商贾之途，急宜招抚，若二省兵民归我版图，则财赋有出，国用不匮矣。”[26]因此，清政府对商人多采用招抚政策。顺治初年，清政府将山西旅蒙富商范永斗召为内务府皇商，人内务府，赐产张家口，受朝廷委托，往来关内外，岁输皮币内府。清在统一全国过程中及历朝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中，大都得到过商人的财力资助。康熙中叶，清政府在平定准噶尔部封建主骚乱期间，曾组织一部分汉族商人进行随军贸易。他们跟随清军，深入到蒙古草原各地，贩运军粮、军马等军需品，同时与蒙人做生意。这些“旅蒙商”绝大多数是清廷命名为“皇商”的山西商人，还有一部分是直隶(河北)等地的汉族商贾。他们为清军的军事行动保证了后勤之需。当然，清政府也给予了这些商人独占其利的经商特权，使他们大获其利。清政府与商人这种非常形式的结托关系，自然对清政府的政治和经济政策的制定有着相当影响。

三、商人社会地位的提高

商人欲求得自身发展，就必须建立起自己的价值观，即以新的价值观对抗传统的贱商价值观。商人的新价值观，集中表现在对自身社会价值的估量。明中叶以后，随着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商业作用的扩大，商人对国家政权影响力的增强，商人对自身社会价值的估量越来越突出。如：明人李维祯记陕西商人王来聘告诫其子孙说：“四民之业，惟士为尊，然无成则不若农贾。”[27]韩邦奇记山西商人席铭：“幼时学举子业，不成，又不喜农耕”，曰：“丈夫苟不能立功名于世，抑岂为汗粒之偶，不能树基业于家哉!”[28]于是做了商人。归有光则指出：“士与农商常相混”，记述新安程氏“子孙繁衍，散居海宁、黟、歙间，无虑数千家，并以诗书为业。君岂非所谓士而商者欤?”[29]不难看出，王来聘是士不成，不如业贾；席铭是士不成，农不屑，决心业贾；归有光是“士商常相混”。明清之际商人的四民观，其排列已是：士、商、农、工，四民可分为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