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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市民传奇：海派小说文体与大众文化姿态

本篇是我关于海派文学研究的一个合理的延伸。海派的概念以及海派小说家的范围，可参见我几年前写的《为海派文学正名》，直至今年初发表的《老中国土地上的新兴神话－－海派小说都市主题研究》等文［］，这里不赘述了。

所谓海派小说文体更多的不是偏重于形式方面，如叙述的焦点，视角，全知叙事或限制叙事，结构模型等等，而是着眼于情节表达、修辞风格背后所包藏的那些人生况味和文化内涵。

海派的文化姿态，过细想想，不就是这么两种吗？一种，是从张资平到予且的力求靠近通常市民的实际态度；一种，是从穆时英到徐讦这样一些“时代骄子”面朝现代的活跃身影。两者互相渗透，结出智慧之果，最有代表性的便是张爱玲。张爱玲的文体，高可以与世界文学、与中国文人文学的高峰相连，深可以同民间文学、传统的市民文学相通，真正兼有现代化与中国化的双重品质。现在就以主要的海派小说家为对象，来论及他们大众性这一层面。

用“传奇”一词来概括海派的一部分文体，是因了它的恰切、语义丰厚，有极大的涵盖面。“传奇”在中国历史上曾几经变化，唐人传奇文，宋诸宫调，元杂剧，明清长篇戏曲和西欧的“罗曼斯”作品，都曾冠以此名。到了现代，又可以总称为“一种情节离奇、节奏明快、人物行为超常的传说故事”，“一种消遣性、娱乐性较明显，大众化、通俗化、民族化较强烈的文学品类”［］。这与张爱玲的用语已不尽相同。其实，张或许还有反意，正认为都市日常存在的悲欢人生里面，平、俗，才更包含奇异的成分呢。这比一般传统市民对“传奇”的看法，富有弹性。张爱玲不愧是十足的现代都市中人，她提醒我们，海派文学的通俗性已经具有新意。唯有三、四十年代的上海环境，会产生这种新式的大众文化观念，而新式的大众文化与文学的结合，便是海派。

一、世态人情：故事的文化－－“贫富沉沦”－－“善恶有因”－－“情义两难”－－人生无常和浮世的悲欢

近代市民的文化趣味一向遭到新文学阵营的严斥，是海派把纯正的新文学语言与通俗故事结合，因而获得了新老大众读者的青睐的。故事，是海派小说大众性的生命所在。

张爱玲在中篇小说《多少恨》之前加了一段题词，是谈她对“通俗故事”的态度的。全文不长，不妨尽数抄在下面：

我对于通俗小说一直有一种难言的爱好；那些不用多加解释的人物，他们的悲欢离合。如果说是太浅薄，不够深入，那么，浮雕也一样是艺术呀。但我觉得实在很难写，这一篇恐怕是我能力所及的最接近通俗小说的了，因此我是这样的恋恋于这故事［］。这自述，一方面与通俗小说划开了距离，一方面承认自己的小说充分存有通俗小说的因素。“恋恋于这故事”，不仅作者的写作兴趣在此，读者的兴味也在此，中国人的小说阅读趣味据张爱玲认为，早经《红楼梦》的薰陶养成，“唯一的标准是传奇化的情节，写实的细节”［］。海派其他的作家也大半意识到“故事”之重要。施蛰存的话我曾数次征引过，便是“无论把小说的效能说得如何天花乱坠，读者对于一篇小说的要求始终只是一个故事”［］。邵洵美说，每一种小说的“定义”，“都没有忽略‘小说里面应当有篇故事‘”。他知道近代的风气已经开始“忽略了‘故事‘”，但仍坚持：“没有故事，小说还有意义吗？”［］徐讦则声称，“故事与人物的健全与活跃，还是小说艺术里最基本的条件，我是不敢有疏忽的”［］。

至于张爱玲所说的“悲欢离合”，正是海派故事的通俗定式，是他们小说的既定文化内容。“悲欢离合”是一种美化了的人生，富戏剧性，曲折，但又最为通常不过。没有哪一个人不能在这通常的生活形态里反窥到自身，一掬同情泪，或一抹笑意，给别人更给自己。“人生也不过就是这么一回事”［］，在此审美心境下，人们不禁互相认同，甘愿咀嚼这大同小异的、八九不离十的大众化故事。这故事似乎偏重于生活的外部，没有进入核心，它不讨论任何人类进化的方案，不表达对生命的终极关怀，但当它把日常的琐屑材料编织为无巧不成的文学五彩衣饰后，又时时触动人们情感的那根神经。于是，世态，人情，四个字便成为故事的文化。

我把海派小说就定义为世态小说。它们与《莺莺传》、《碾玉观音》、“三言二拍”有割不断的渊源关系。中国古代本有历史传奇、英雄传奇，后来才生发出市民传奇。海派故事便是新的市民传奇。在“悲欢离合”的大名目之下，大体显出几种故事模式。

模式之一：贫富沉沦。这是市民对社会现象的浮面观照，同时深具普遍价值。连张资平的取得恋爱强大权力的知识男性，都往往穷困不堪，经济上多是失意的。丁谛的《人生悲喜剧》［］，周楞伽的《失业》、《沉沦》［］，听听题目就知道极类似近代以至鸳蝴的那种社会小说体。穆时英略带左翼色彩时，固然写过因进丝厂做女工而指头溃烂，死去的童养媳，为母亲生日而偷面包的烘面包师［］，便是写出了新感觉派的代表性作品，也常常以舞女受辱、贫士受辱等作为基本的故事［］。沉沦可分为两种，主要是穷人的沉沦，如曾今可的《春梅姑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