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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传统中的个人道德与制序演进

——从格雷夫的历史比较制度分析看东西方社会制序的原发路径

哈耶克说过：「如果历史上有甚麽事情几乎完全失败了的话，那就是人们对道德变迁之原因──在这些原因中，说教可能最不重要的解释，但这些原因有可能是那些决定人类演进进程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1哈耶克的这一见解，含蕴甚深。哈耶克的这句话，含有两重意思：一，道德变迁的原因，难以理解，难能解释；二、道德与社会制序的变迁，有着错综复杂的内在关系。哈耶克这里并没有提及另外一个极其重要但同样「不可言说」的问题，那就是道德法则的实质是甚麽？从整个人类思想史来看，甚麽是道德，这是一个从亚里士多德、休谟、康德、维根斯坦，到现代元伦理学家如斯蒂文森以至到当代博弈论经济学家哈萨尼和宾默尔就一直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这里且不管道德的实质是甚麽，哈耶克的上述逻辑断想看来是对的，那就是，自有人类社会以来，任何社会制序都有一定的伦理维度和道德基础。社会伦理和个人道德，在任何社会制序的生发、型构和变迁中，均会有一定的作用。

然而，「理性直观」和「逻辑断想」是无法替代「科学」的「求证」的。尤其是在当代社会科学的话语环境中，更是如此。那麽，进一步的问题自然是，社会伦理和个人道德与社会制序的生发、型构和变迁的关联机制是怎样的？我们如何在当代社会科学的话语语境中「验证」哈耶克的上述理论断想？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斯坦福大学的格雷夫教授拓辟出了他的颇受西方学界瞩目的「历史比较制序分析」理论进路。在其历史比较博弈分析的理论建构中，格雷夫试图用现代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对道德与社会制序的生发与型构的关联机制，做出一些解释2。本文以下将简要介绍格雷夫教授的「历史比较制序分析」进路的理论成果，并从中反思出不同历史文化传统中的「道德类型」在东西方社会制序化程度上所引致的差异及其原因，以及伴随不同制序变迁路径的社会经济後果。

一、理论假定

为了使我们的理论考诘从纯思辩的理性推理走向「历史的理论分析」从而更接近成为现实世界的「镜像」，让我们先把人类社会的种种活动和交往视作为种种社会博弈，而把社会中的人视作为各种博弈者。为了理论论述的方便，我们也把种种社会博弈者做一简单的分类。根据人们在静态、动态和重复博弈策略选择中的「禀好」，我们把社会中的博弈者分成两个类型：C类型的「直接理性最大化」的无道德感的人；H类型的有道德约束的理性最大化者。

从经济学来讲，在广义「多人囚犯困境」的直接社会博弈中，与所有人都选择H类型策略相比，所有人都选择C类型策略将会导致每个人都「景况更差」。但由於在这种广义的多人囚犯困境的社会博弈中选择C类型策略是每个人的「占优策略」，即不管他人选择甚麽样的策略，自己最优的选择是C，这就需要衍生、制定或设计出许多制序安排来限制人们选择C类型策略。然而，在整个人类社会历史演变过程中，这种C类型的策略选择和C类型的人与H类型的策略选择对社会制序化进程和制序变迁路径意味着甚麽？换句话说，是否人人都选择H型策略而不选择C型策略在社会的进化中就是好的？这是否就自然会产生更多的合作剩余从而衍生出一个比C类型文化信仰的社会更加优越的H类型的社会？

我们迄今为止的社会制序的理论分析已经发现，社会制序从某种程度上来看就是一个社会的既存文化在社会过程中的外化，或者说，社会制序是在一定历史时期的既存文化的「影射」、「镜像」或「历史积淀」。现在进一步的问题是，这种文化在社会过程中外化的内在机制是怎样的？从社会伦理和个人道德类型的分析视角，我们可以进一步展开文化本身向社会制序外化的内在机理。因为，在社会系统中，文化信念是与伦理、价值观、社会规范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而社会伦理、价值观和社会规范反映在个人的实践中，就是道德标准。反过来看，一个社会的伦理准则和道德标准也就是支配人们活动和交往的一些共同文化观念、文化信仰和价值观。这里，且不管道德法则源自何处，但作为人类实践理性中的「定言命令」，社会伦理和道德标准是通过「文化濡化」和文化演进的社会过程而变成一个社群或社会内部成员的共同知识的。如果把文化濡化看成是导致社会制序的历史连续性、延续性和承传性的一种社会机制过程，那麽，伦理和道德对社会的制序化、经济组织的型构、社会结构的定型与演变，以至对社会制序安排的经济後果发生一定的影响，应该是不言而喻的。

从社会制序的微观生发机制来看，由於任何社会既存的文化信念、道德伦理作为人们的一种「共同知识」，会决定和影响处於一定社会博弈安排中的每个博弈者对他人的行为和策略选择的预期，因而它们自然会作为处在一定文化濡化机制中的个人「知识」和「信念」与个人理性计算一起来决定人们在社会博弈中的策略选择。按照演进博弈论社会制序的经济分析进路，我们可以认为，在社会传统中所延续下来的文化信念和伦理道德与处在一定社会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