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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华民族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演进

引论：问题意识与概念框架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在一般定义上，“现代化”是指人类社会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现代化的实质就是工业化。至21世纪之初，现代化不再是导致新的统一文明的唯一进程，而是面临相似问题和共同全球状况的多种不同经验。因此，“中国式现代化”是超越“西欧式现代化”的经验，内含着对西方式现代化导致的现代性危机的克服。

自近代中国遭遇危机至今，“现代化”从不加反思走向全面反思——从“近代化”到其终极表达“全面西化”就是不加反思的产物；从“现代化”到“中国式现代化”则是从概念反思走向全面反思的结晶。在“现代”范畴之中，借用“现代性危机”这个概念可以重新理解百年来中国遭遇的三个危机：天下危机（救亡图存）、近代化（西化危机）和文化危机（再造文明）。天下危机是旧秩序整体的“衰落”，其结果是存亡危机，实现“救亡图存”才能终结；“近代化”被图式化为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思想文化，其终点是“全面西化”论，“中国式现代化”彻底予以终结；文化危机始于“中西古今之争”，“新文化”试图全面取代“旧文化”。文化的主体性深陷危机之中，天下危机至此达到其最深层——“亡天下”，中华民族因而成为文化主体的载体和表征符号。在重振主体和再造文明之间，克服天下危机、西化危机和文化危机的进程构成了20世纪历史的主要脉络。

或可说，到目前为止，现代性危机对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影响及其反思性研究尚未达到理论化的程度。笔者尝试以现代性危机作为核心概念工具，通过重新解释近代中国的百年危机，揭示出中华民族历史实践遭遇现代性危机与克服现代性危机的辩证历程，以理解从“现代化”向“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刻转变。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中华民族主体性发展和完善，推动了从中华民族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演进。

一、以“中华民族”为主线的知识生产与关键问题

中华民族在近代危机中逐渐“觉醒”。梁启超最先表达了“觉醒”的状况，从思想上提出了“中华民族”的概念。其后，费孝通提出了“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形成的”。由此，在知识生产上“自在”和“自觉”成为中华民族历史叙事的重要概念。“自在”的历史逐渐成为中国民族史或中华民族史的知识生产领域，而“自觉”的中华民族在知识生产上依然是一个敞开的思想领域。

目前，较为系统地以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为中心研究是《重塑中华》，其对“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观念”的酝酿、确立传播和普及开来的思想史和政治观念演进做了详细论述。就观念史研究而言，对中华民族的知识生产至此已经比较深入。然而，问题在于中华民族并不只是观念而已。梁启超通过民族主义的激发而提出“中华民族”，并不仅是为了表述一个观念，而是为表达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如何以中华民族作为整体创建一个现代国家？其青睐民族主义，是因为“民族主义者，实制造近世国家之原动力也。”“故今日欲救中国无他术焉，亦先建设一民族主义之国家而已。”其后又反思地提出要区分“大”“小”民族主义。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中，梁启超论断“现今之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故中华民族即“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者也。因此，以中华民族构建现代中国或现代国家，构成梁启超中华民族观念创新的问题中心。

这一问题提法并非梁启超独有，杨度、章太炎等早期中华民族观念的创发者均以此为中心，如杨度认为“夫国家之元素有三：一土地，二人民，三统治权。”“故中国之在今日世界，汉、满、蒙、回、藏之土地，不可失其一部，汉、满、蒙、回、藏之人民，不可失其一种，必使土地如故，人民如故，统治权如故。三者之中，不可使其一焉有所变动，一有变动，则国亡矣。”可见，“中华民族”概念在创生之初，指向的是现代（中国）国家建构。且杨度意识到中华民族和各民族关系问题的，“人民既不可变，则国民之汉、满、蒙、回、藏五族，但可合而为一，而不可分一为五。分一为五之不可，既详论之矣。至于合五为一，则此后中国，亦为至要之政。”“合五为一”即为“五族”与中华民族的如何一体的关系问题，此一问题在现代国家建构中始终是“至要之政”。

在民族学领域，费孝通推进了中华民族与各民族的关系的理论研究。费孝通在20世纪30年代根据社会人类学界定的民族，并不完全认同“民族”等于nation的概念界定，并在与顾颉刚的论争中认为“‘民族’一词若是根据文化、语言、体质的分歧而形成的团体，它可以是科学的用法。”在这一时期，“丛体”与“ethnos”也是费孝通思考“民族”和中华民族的重要概念。直到1989年，费孝通仍然谦虚地说“我至今没有找到一个恰当的汉文翻译。ethnos是一个形成民族的过程